协助发展中经济体脱碳的更公平手段

发自剑桥—随着美国候任总统乔·拜登的新一届政府承诺会以一种全新且合理的手法应对气候变化，当前正是建立一家世界碳银行来转移和协调援助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发展中国家脱碳的理想时机。美国提出的“绿色新政”和欧盟委员会的“欧洲绿政”所设立的环境目标都有值得称颂，但却过于指向其内部。这就如同一栋楼着了火，但人们却把消防资源都集中在其中某一层，那么最终只能延缓而不是阻止其毁灭。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未来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净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新兴市场。虽然中国最近承诺要在2060年实现零净排放，但考虑到该国各占全球一半的煤炭产量和煤炭消耗量，最终能否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待观察。

同时印度虽然在太阳能发电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依然高度依赖其丰富的煤炭储量，而且很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尽管各国在签订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时都许下了华丽的承诺，但清洁能源在全球能源投资中的比例仍然只有约34%，几乎与五年前持平。风能和太阳能也仅占全球能源供给的8%。据国际能源署估计，如果允许现有电厂以现有形式走完其设计寿命，那么就将导致全球气温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上升1.7摄氏度。

目前讨论最广泛的推动发展中经济体二氧化碳减排手段是对那些来自缺乏适当碳定价系统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边境税。欧盟目前正在考虑这类措施，而气候领导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即将上任的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也主张这样做。

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赞成征收碳税（欧洲的碳定价体系是一个比较粗略的版本），这样生产者和消费者就会考虑自身行为将如何影响全球公域。一个边境税的调整措施旨在促使发展中经济体引入属于自身的碳税。该政策在概念上相当合理，但过于呆滞且难以实施。

首先，发展中经济体缺乏相关资源和技术去迅速改变自身状况。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部分原因是全球制造业已经转移到了在能源方面投入巨大的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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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燃煤发电厂的平均运作时间为12年，而发达经济体则为43年。鉴于一个燃煤发电厂的寿命约为50年，而煤则是中国和印度手里为数不多的大储量自然资源之一，因此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淘汰燃煤发电厂的成本极大。而非洲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缺乏电力供应的人口已经上升到近6亿。

发展中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与发达经济体口中雄心勃勃的计划之间的差距只是全球穷国富国之间财富和资源巨大差异的又一个表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为了应对新冠病毒危机，发达经济体在2020年调集的财政和信贷支持平均超过其GDP总额的16%，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分别只有6%和2%。而这一巨大差距还没有考虑到与疫情相关的债务积累在未来几年内演变为发展中国家全面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这将使脱碳变得更为艰难。

全球碳定价是所有气候危机长期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发达经济体需要为发展中世界提供一些胡萝卜而不仅仅是拿出一根大棒。在这方面应该采取高度优惠的融资形式，并结合技术专长和最佳操作方式的分享——这一切都应置于世界碳银行的指导之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各区域开发银行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领受的政治委任过于分散，无法独立有效地应对气候挑战。与此同时，那些认为政府对政府援助不应在气候解决方案中发挥任何作用的人需要记住：那些对经济激励反应并不十分灵敏的国有企业正越来越多地主导着全球煤炭行业。

如果认为那些向内看的发达经济体会愿意拨出大笔援助——每年至少1000~2000亿美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达成气候目标，是否过于乐观？迄今为止，对新冠病毒危机的应对状况并不太令人鼓舞；虽说G20的“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已经向40个极端贫困国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援助，但相对一众富国花在本国民众身上的数万亿美元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一个强化的碳税或定价体系可能是长期可持续资金的一个来源，但问题已是迫在眉睫，无法坐等它到位。

欧盟已经通过且美国也可能很快效仿的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零净排放目标是值得称赞的，但那种“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环保主义可不是解决一个全球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