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银行业务

坎帕拉—平均每一分钟都31人有流离失所——被迫离开他们的岗位、家园甚至家人。这些难民常常需要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到达新的国家，此时他们早已身无长物，没有身份，甚至一文不名。但是，他们往往还无法保证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而是被边缘化，被排斥甚至被妖魔化，得不到融入东道国或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的机会。赋能难民的一个直接办法就是让他们获得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提供商（FSP）一直忽略这一群体，原因是难以接触到他们，也难以获得他们的身份，此外，难民也常被认为是高风险群体。但过去十年中的技术进步让难民金融服务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安全，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感谢技术和移动技术，银行业务不再主要通过砖头和水泥网点进行，而是通过人们的手机实现，不管他们身在何处。这促使了数字钱包的崛起，让用户只需手机就能收钱、存钱和花钱。最近几年中，移动资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流行，有望成为庞大的无银行人口——17亿人——的局面改变因素，这些人口中有三分之二已经拥有手机，可以作为金融服务的门户。

没有理由将难民与世界其他无银行人口区别对待。与流行的信念相反，难民并不是风险较高的群体：吉瓦难民影响报告（Kiva Refugee Impact Report）发现，在贷款偿还方面，难民与非难民等量齐观。此外，拜面部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所赐，银行现在能够即时验证用户信息，（比如）通过开源身份验证应用程序界面（API）进行迅捷虹膜扫描。

因此，难民没有身份证、贷款抵押品以及/或者固定地址已经不再要紧。实施ID2020后更是如此。ID2020是微软、埃森哲（Accenture）和联合国合作推出的计划，用生物计量数据和区块链（分布式账本），为所有难民建立加密的、永久的、可共享的识别手段。

使用区块链也符合FSP本身的利益。诚然，长期看来该技术——它促进各方之间的直接交易，并形成永久的、不可改动的记录——具有取代FSP的潜力，将打破FSP对信任中介的垄断。但在短期，银行采用区块链能够削减成本，降低违约风险，从而实现将服务循序扩大到难民。从这个角度讲，区块链将掀起一场难民信用普及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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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区块链正在被用来帮助难民。比如，在约旦，扎塔里（Zaatari）难民营用区块链和加密货币分配人道主义援助。每名难民获发一个数字钱包，用于交换食品和补给的钱存在这个钱包中，并通过面部识别验证交易。结果令人信服：援助分配公平准确，交易费用骤降98%，资金的侵吞情况也变少了。

在芬兰，区块链初创企业MONI和芬兰移民局（Finnish Immigration Service）向难民颁发数字ID并存储在区块链中。有了MONI账户，难民能够得到政府福利，哪怕遗失了护照也可以。这些区块链用途降低了对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件的依赖，因为它们鼓励接受其他形式的ID，如联合国颁发的难民ID。

FSP将服务扩大至难民还有一个长期的原因。这样做可以让他们收集数据，学习宝贵的经验，有助于制定针对日益移动的全球客户的方针，这些客户正在从全职工作转向“零工经济”的远程和自由职业。

自由职业者的信誉——到2020年，自由职业者预计将占劳动力的43%——可能难以确定，因为他们的收入不稳定、不可预测。所谓的数字浪人（digital nomads）通常没有永久地址，这增加了信用记录工作的难度。因此，这些未来工作者给传统金融服务提出的挑战与难民别无二致。今天为难民创造的另类信用评分方法，有朝一日或可大面积推广。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银行应该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将服务扩大到难民。它们可以效仿金融科技公司MyBucks的例子。MyBucks已经在马拉维扎勒卡（Dzaleka）难民营开设了一家支行，提供贷款、移动银行和培训服务。

当然，解决难民危机、利用全球2,500万多难民的经济潜力还需要其他领域的大量变革，首先便是目标国的政治叙事。在许多国家，政客和媒体一直将难民说成是对安全、文化凝聚力和公共资源的威胁。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将其2016年总统竞选败给特朗普，以及此前的英国脱欧投票结果归咎于公众反对移民，并在最近表示欧洲应该接受更少的难民以阻止民粹主义的崛起。德国的非洲委员甘特·努克（Gunter Nooke）甚至提出了一个更加令人不快的提案：非洲国家应该割让一块领土，作为经济特区给欧盟管理， 这等于是“自愿殖民主义”。

这些方案不仅是不道德的；他们也无法终结危机。光靠人道主义援助也无法奏效，只能作为权宜之计。要保证长期稳定与活力，东道国必须为难民开放经济机会。以破坏力闻名的FSP和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