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益性企业的兴衰

发自剑桥—经济学家J·布拉德福德·德隆（J.Bradford DeLong）在他的新书《蹒跚迈向乌托邦》中正确地指出，从1870年起“工业研究实验室和现代企业”成为了科技创新得以狂飙突进（并以此催生经济增长）的关键。德隆还指出《底特律协约》（Treaty of Detroit）这份通用汽车和汽车工人联合会在1950年达成的里程碑式协议是二战后美国式社会民主的关键所在。但在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的同时，那些开启了数十年增长局面的巨无霸企业又是何种状况呢？

随着科学发现在19世纪末取代机械制造成为经济型创新的基础，其所需研究经费都是由那些第二次工业革命（钢铁、铁路、大规模生产）催生的企业提供。大卫·莫韦里（David Mowery）和内森·罗森博格（Nathan Rosenberg）在《科技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中写道：“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通用电气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或杜邦等企业，强大的中央总部办公室的发展与中央研究机构的建立或大幅扩张密切相关。

通过将垄断利润投向科学研究和开发技术应用，这些企业扩大了自身市场势力，同时也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社会性意义，而这一意义是二战前的美国政府所未能满足的：从林肯政府开始美国政府只为农业部门提供联邦研究支持。截至1940年美国政府分配给农业的研究经费比战后国防部的所有组成机构都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