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避税港才是西方决心的真正考验

发自剑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似乎未按其原定计划推进，但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虽然西方对俄罗斯机构和寡头的金融制裁力度已经超出了一些人的预期，然而却并未瞄准普京政权埋藏于西方内部的根源。

正如其他许多贪腐政权那样，普京的权力建立在专制统治者和寡头的交易之上。前者可以肆意统治这个国家，而后者则利用国家自然资源或通过政权认可的垄断行为攫取巨额财富。

但其中存在有一个死结：寡头攫取的财富越多，他们就越担心专制统治者动用权力去没收其资产或伤害其家人。对此他们只剩下两个选项：一是发展正式和事实上有效的体制来制约专制者，甚至可能为急需的结构改革铺路；二是将资产和家人转移到国外以免重蹈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覆辙——普京在2000年代初将这位俄罗斯主要寡头资产充公并投进了监狱。

许多俄罗斯寡头都选择了选项二，而这需要西方提供两种必须的协助：首先西方银行体系需要为他们提供方便去洗白其财富。伦敦、瑞士、卢森堡、塞浦路斯、泽西岛、巴哈马和诸如开曼群岛这类小型司法管辖区长期以来都在迎合这一需求。欧洲的银行也一直是这一过程的热情参与者，而美国的金融体系则为上述各方提供了关键基础设施。

其次，西方各大金融之都必须能够接纳寡头的家人，允许他们购买房产（通常借助信托和空壳公司）并让其子女进入一流教育机构就读。伦敦和纽约等城市的核心圈层一直都向寡头及其亲属开放。

我们有理由认为，倘若俄罗斯的精英阶层缺乏这些通往西方的黄金密道，普京建立个人主义专制的能力将被大大削弱。但这不仅仅与俄罗斯有关。许多其他国家（包括海湾石油国家、中国、印度、土耳其、一些拉美国家，以及早期的乌克兰）的超级富豪也在西方金融机构和政府的共谋下捂紧了其非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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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安排不仅协助维持了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专制政权，还严重影响了西方金融机构和经济体。由寡头财富转化而成的巨量流动性转变了金融市场的形态，进而改变了金融中介的性质并加剧了全球失衡状况。自1990年以来美国、英国和其他几个西方国家都出现了大额经常账户赤字，而支撑这些赤字的正是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流。

如此操作了30年之后，在国际金融体系内部流通的黑钱已经占据了极其巨大的比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副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估计当前至少有8%的全球金融财富（超过7.5万亿美元）被存放在避税港（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以其他形式留驻在西方金融体系核心区的黑钱），其中绝大多数黑钱活动无疑都与专制政权有关。祖克曼发现俄罗斯家庭财富中约有52%——这个比例在海湾国家甚至更高——都是在海外持有的。

这些非法资金流加剧了世界各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对豪宅的需求助长了伦敦、纽约和温哥华等热点地区的破坏性房地产繁荣。由于这些城市的优质房产本来就由富人拥有，因此产生的房价通胀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这些非法资金流也可能促成了近年来西方股市的极大繁荣，使富人进一步受益。

但最有害的影响或许出现在西方金融和财政机构内部。西方对黑钱的包容加速了更不透明所有权架构和逃税类复杂信托的发展趋势，并得到世界各地银行家、会计师和律师等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支持。当祖克曼和他的同事分析随机审计的数据以确定美国的逃税规模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最富有的那1%家庭利用这个邪恶行业提供的工具隐藏了20%以上的收入。

同样，通过“巴拿马文件”和随后曝光的“潘多拉文件”，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已经证明离岸逃税的系统性和普遍性已经远超人们的普遍认知。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商人、政治家和名人都牵涉到了一个相当于全球洗钱的行动中。

这些计划已经给西方民主国家和金融机构留下了污点。当全球那些窃贼们积累了巨额非法财富（且西方精英也参与其中）之时，西方政府却无法从富人手里获得税收。福利国家的机构和服务因此遭到了削减，现有的不平等现象也进一步恶化了。

被普京突然开战吓了一跳的西方政客纷纷支持严厉的贸易制裁，将大多数（而不是全部）俄罗斯银行踢出了SWIFT金融电讯系统并冻结了俄罗斯央行持有的大部分外汇。但是打击逃税和黑钱则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它们已然成为了当前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

如果能有一个改变进程的时刻，那就是现在了。西方政策制定者可以遏制这个多年来一直不公平地为全球企业和富豪牟利的逃税行为，还可以借此增加急需的税收收入以支持国内新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如果西方希望看到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一侧，那么仅仅针对俄罗斯是不够的，还必须花大力气把自家后院打扫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