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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对不平等问题的思考

普林斯顿—很多人似乎正对资本主义失去了信心,随之失去的还有他们对经济学家的信心,毕竟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家就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本雅明·阿佩尔鲍姆(Binyamin Appelbaum)的新书《经济学家的重要时刻》(The Economists Hour)提出了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经济学是不是走错了方向?我们中那些不赞同芝加哥学派新古典主义(Chicago School neoclassical variant)的人,是否还是受到了这个学派过多的影响?如果剑桥学派经济学家(Cambridge economists)的影响力更大,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更小,世界会变得更好吗?这里的剑桥,我指的当然是英国的剑桥。

50年前,当我在剑桥大学(Cambridge)学经济时,经济学家会和哲学家交谈,教授并认真对待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1971年首次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引起了广泛讨论。当时还在剑桥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和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也都思考了正义以及它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在加尔各答大学(Calcutta)本科时期,阿马蒂亚•森读到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并受此启发,写作了关于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 theory)、相对和绝对贫困(relative and absolute poverty)以及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及其他理论的文章。莫里斯解答了如何兼顾对平等的追求与尊重市场激励的需求,而阿特金森则展现了在不平等研究中,理论如何与测量方法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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