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和强占有欲的男性白人

普林斯顿—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于1月6日进行的对去年国会大厦遭袭事件全面记录的调查还远未得出结论，因此，人们应当避免对叛乱分子做出轻率的概括。理想情况下，委员会能够找到充分的证据，将主要同谋者，而不仅仅是那些无足轻重的小卒，提交司法部展开刑事诉讼。

但有关暴徒的某些基本陈述似乎是没有争议的。例如，我们知道，许多攻击美国民主所在地的人将自己视为美国宪法的坚定捍卫者。他们是否只是将事实搞错了？

理解该事件的关键在于代表遍布全国极右翼党派和运动的一个现象：那就是，有人希望恢复白人男性的特权地位，这些人认为女性、自然和民主机器归根结底是属于他们的。“占领”国会大厦的袭击者表现出惊人的特权意识，他们高喊的口号是，“议会是谁的？议会是我们的！”那些评论说叛乱分子的所作所为几乎像游客一样的观察人士误解了他们所看到的。游客——尤其是那些敬畏上帝的保守派人士——通常不会非法占领、毁坏、排便或者彻底摧毁他们的旅游对象。

德国哲学家伊娃·冯·雷德克对那天的事件有着更为深刻的体察。在幻痛和幻肢等医学现象的启发下，她最近创造了一个词叫“虚幻占有，”来解释我们时代所特有的新威权主义现象。

几个世纪来，美国白人男性有权占有许多东西——其中也包括人类——作为其个人财产的组成部分。自然环境必须为他们所用，而女人则需要按照夫权要求（对丈夫的合法顺从）提供性服务和以各种形式照顾男人的生活。而她们的生殖能力则必须受到男性控制，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北美殖民者占领了最初所宣称的无主之地（也就是没有归属的土地），尽管事实上之前也有许多人居住在那里。尽管（白人）妇女不能被作为财产买卖，但夫权意味着女性实际归男性所控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西方民主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妻子还不能在没有征得丈夫同意的情况下接受工作，而婚内强奸则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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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美国学者W.E.B杜波伊斯曾众所周知地提出，压迫某些群体的权利长期以来均作为一种补偿被授予贫困白人，这些人自己也受困于某种统治。这种相对的优越感带来了某种“心理酬劳，”有助于保持普遍的社会结构完好无损。

自那以后，局面发生了变化。尽管变化还不够快（就连瑞典也依然存在至少5%的性别薪酬差距），但社会转型已足以引发因为各地极右翼运动虚幻占有所带来的愤怒和怨恨。

现代财产的一个标志是你通常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们。正如18世纪伟大的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所阐述的那样，财产是“某人对世界外部事物主张并行使唯一专治权的代名词。”根据拿破仑法典，拥有财产的特权之一是拥有滥用甚至摧毁该财产的权利。

这个法律理念具有某种心理层面的意义：破坏行为可以证明某物归属于某人。这样的动态变得惊人地清楚，因为男人拒绝容忍女性解放（字面意思是她们不再是财产，起源于拉丁文mancupium），反而决定杀死或毁容他们所声称热爱的女性。

从这个角度看，或许不出所料的是，绝大多数叛乱分子均为男性，其中许多人身着军装，并假装与美国宪法的假想敌作战。把脚架在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办公桌上的那位男性意在宣示“专制统治，”企图将幻觉变为现实。

只要极右翼追随者认定他们有权获得实际不属于他们的东西，那么，向他们解释民主的含义，或者指出他们正在攻击自己所声称看重的东西就没有什么价值。如果美国民主并不完全符合他们的想象——也就是白人男性的专属财产——那么他们宁愿将其摧毁，也不愿让其对包括有色人种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作出反应。

当然，极右翼政治并不完全等同于厌恶女性。极右翼选区一直是少数群体，因此最重要的是，极右翼党派和政客能否组成联盟来满足更广泛团体的需求。例如，唐纳德·特朗普就吸引了一部分寻求放松管制和税收减免的富人。

但是，就像希林·埃巴迪和其他女性诺贝尔奖得主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基本的专制交易”承诺“恢复男性、经济和社会精英的私人特权，以换取他们容忍对民主自由的侵蚀。”因此，它呼吁系统性攻击任何类似于女性自主权的事物，尤其是女性的生殖权，最近波兰、密西西比和德克萨斯的右翼堡垒已经大幅缩减了这项权利。

从大局看，人们很容易将极右翼的愤怒解读为某种迹象，表明局面归根结底正在好转。具体到这种说法，叛乱分子构成“抵抗运动”，而他们这一战是必败的。

但那些在特朗普、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和波兰实际领袖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统治下的受苦受难者仍在付出代价，同样付出代价的还有1月6日恐怖分子的受害者及家人。彻底逆转女性和少数族裔解放或许是右翼分子的一个白日梦，但寻求唯一和专制统治的白人男性进一步采取迫害行动却极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