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的豪赌

图卢兹—面对法国没完没了的“黄马甲”暴动，总统马克龙决定举行一场全国性“大”争论。在未来几个月中，地方组织的研讨班、互联网协商和地区公民会议将评估法国公众在四个问题上的看法：环境政策、民主和身份、税收，以及国家的组织。

但马克龙的计划面临三个障碍。首先，法国公众观点充满了矛盾。比如，黄马甲们既想要降低税收，又想要增加公共服务。要求既不合理，如此财政观对于一个公共支出高达GDP的57%、债务比率（官方估计已接近GDP的100%）尚不包括大量表外公共负债（如养老金亏空）的国家来说也是不可持续的。

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在法国，黄马甲（他们的暴动始于要求取消燃料消费的碳税）和控诉法国政府没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运动都拥有广泛的支持者。

此外，黄马甲在抱怨不平等性时，总是集中针对马克龙取消财富税的做法，此前这笔税收规模为每年50亿欧元，与每年规模高达1,880亿欧元的增值税相比，财富税根本不值一提。他们还抱怨顶层政府官员的薪酬。但他们并没有拿出切实方案解决加剧法国不平等性的两个关键因素：教育和劳动力市场。

据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法国后进学生和全体学生的教育表现差距为经合组织国家中最高的。而法国失业率高达10%；低端劳动力市场承接了90%的新工作——特别是年轻的低技能工人——他们只能获得短期固定合同。

除了互相矛盾的要求，马克龙还需要面对植根于公众认知的障碍。法国公民看待经济条件的很少从实际出发。你经常会听说法国是一个极不均等的国家，富人不纳税，退休人员惨遭剥削，逃税和政客薪酬消耗了大量资源。这些说法都经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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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马克龙政府在制定补偿措施以抵消石油价格上涨、碳税提高计划和取消柴油汽车补贴的综合影响方面确实动作缓慢。但法国人把可追溯到几十年前的不合理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也算到了他头上，包括柴油补贴（保持了20多年以支持法国汽车业）和推高市内土地租金的措施。

进步的第三个障碍是暴力。最近几周，黄马甲对立法者、记者甚至表示愿意与政府谈判的示威同道的威胁显著增加。

于是马克龙政府进退两难。但是，公共协商极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几百年的政治史发出警告，当前的发动“全民公决”的热情是危险的。

毕竟，大部分民主国家都选择代议制政府而不是用公投来治国，其中有很好的原因。至少在理论上，人民的代表能够投入更多时间来思考不同政策选择之间的权衡，也比普通老百姓有更多的专业资源。不像咖啡馆或Facebook和推特上的公民辩论，当选代表的观点受到公众监督和事实检验。

此外，将一些公共决策形式委托给独立的法官、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理由充分。只要他们与政治游说和选举绝缘，能够从长计议，保护少数群体权利。

如果进行公投，就会绕过这些制衡，法国有可能开启撤销允许堕胎、废除死刑、承认同性恋婚姻的法律。还有可能导致各种煽动性的经济政策——如降低退休年龄、反移民措施，甚至退出欧元区或欧盟的“法国脱欧”。

另一方面，如果马克龙政府的公民协商只是嘴上文章，不满有可能会深化；黄马甲将获得“确认”——精英不会聆听公民的需求表达。

因此，协商有什么好处呢？成功的争论能够重新吸引法国人参与政治生活。在法国，决策是高度集中的，政策是统一的（尽管马克龙政府做了一些提高灵活性的胆怯的尝试），公民参与很弱。精英不愿信任公民，而公民也缺乏参与热情，偶尔还有些天真，这造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这样的背景下，毫不奇怪，“存在”感——参与了整个过程，并且让你的声音在媒体中被听到的感觉——便成为黄马甲体验的显著特征之一。问题在于法国公民此前的不参与以及对经济现实的不理解使他们倾向于各式各样的要求，而不是推动现实的改革。

结构合理的协商——法国公民考虑权衡，承认客观事实，并重新发现共同体的感觉（sense of community），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比如，一旦所有人都接受，减税和改善公共服务之间存在矛盾，那么关于如何实现最优政策组合的争论才是可行的。

一切都应该摆到台面上来。法国人必须考虑各项公共服务，这些服务是否实现了目标并且成本合理，以及是否有更优的替代方案。加拿大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20世纪90年代这么做了，当时他们也面临公共部门瘫痪、公共债务高企以及大面积失业。

法国终于进入到一个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仍需要保护公民的进程。但法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它的人民可能会继续让国家走向反自由和蛊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