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制造业复兴只会创造很少优质就业

发自剑桥——美国正在掀起一场半导体制造热潮。4月初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宣布计划在亚利桑那州建立第三个全球最先进芯片制造厂，从而将其在该州的投资额提升到650亿美元。根据《芯片和科学法》，台积电的投资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该公司将获得66亿美元的拨款并有资格获得50亿美元贷款，此外还可以申请高达资本支出额25%的投资税收抵免。

此前没多久英特尔公司也宣布将从美国政府获得85亿美元的更大笔赠款（以及110亿美元的“优厚条件”贷款）。《芯片和科学法》拨付了390 亿美元去实施此类赠款，也有更多交易正在进行中。白宫表示仅在过去两年美国就许下了近3000亿美元的制造业投资承诺。

乔·拜登总统将这些交易视为美国制造业复兴的证据。“到底哪里写着我们不会再次成为世界制造业之都？” 他问到。这届政府或许与前任特朗普政府没有太多共同之处，但一定都重点关注重振制造业。

有几个因素让制造业再次成为了经济政策的焦点。首先，制造业在推动经济创新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发挥了过于巨大的作用，而新冠疫情则凸显了远端跨境供应链的风险。在这个地缘政治竞争——尤其是对华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必须要在美国本土生产半导体等尖端科技产品。

此外还有创造优质就业岗位的目标。“激发制造业、建筑业和清洁能源的复兴”是政府建设优质就业经济议程的重中之重。乍一看这一目标非常合理。从历史上看有工会组织的制造业岗位工作一直是中产阶级的基础。专制民粹主义兴起的至少部分原因就是美国“铁锈地带”和其他地区高薪制造业岗位（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下）的逐渐消失。

自195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近六倍，而其他经济部门则仅增长了一倍。其结果是制造业生产商品的能力显著提高，但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却同样急剧下降。虽然制造业的增加值（按不变价格计算）与美国经济的其他部门基本保持同步，但自1980年以来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600万个，其他部门（主要是服务业）却创造了7300万个非农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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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于2017年1月上任时美国制造业在非农就业中所占比例为8.6%。尽管他试图通过进口关税来支撑就业，但这一数字在他卸任时却降到了8.4%。虽然拜登拿出了更加大刀阔斧的手段，但制造业的就业占比仍进一步下降至8.2%。制造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例（即使不是绝对数量）的下降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反驳说拜登的政策尚未完全见效，也并未被官方统计数据所体现。但事实上相对于所需的实物投资来说那些资本密集型的半导体工厂只能创造很少的就业岗位。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的三座晶圆厂预计只会雇用6000名工人，也就是每1000万美元才能换来一个岗位。就算能如预测般增加数万个配套供应商工作岗位，这一就业回报也是微不足道的。

此外我们也没法在世界各地找到扭转就业去工业化的成功范例。相对于本地经济规模而言德国的制造业比美国大，但制造业雇员所占比例也在急剧下降。而韩国虽然在近几十年间取得了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稳步上升的骄人成绩，却也无法阻止制造业就业份额的下降。就连中国这个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绝对值和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也在十多年来持续下降。

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提高制造业就业率就像在追逐一个飞速离去的目标。自动化和以技能为导向的技术使制造业极可能无法像过去那样吸纳劳动力。无论我们是否乐意，零售、护理和其他个人服务等服务业仍将是创造就业的主要动力。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优质就业岗位政策，更加注重促进服务业的生产力和劳动者友好型创新。

这并不是说《芯片和科学法》或其他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一定是错误或有缺陷的。它们完全可以强化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和推动更大的创新。但是重建中产阶级、创造足够多的优质岗位、重振衰退地区却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