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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的企业责任

发自西雅图——在过去一年里关于人工智能(AI)的讨论甚嚣尘上。AI要么正把我们带入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闪亮新世界,要么正把我们推向一个阴森凄凉的反乌托邦——这取决于你听到的是哪一方的言论。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芭比和奥本海默情境”——就像今年夏天的好莱坞大片一样既夺人眼球又差异巨大。但有一种对话却很少受到关注,那就是关于企业责任的对话。

我于 1998 年加入耐克公司担任首任企业责任副总裁时正值其遭遇超全球化时代最大的企业危机:这家标志性体育健身公司被指为剥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代表性企业。在处理这场危机和为耐克建立企业责任的过程中,我们吸取了来之不易的经验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现在可以帮助指导我们去驾驭AI革命。

但当今有个关键的不同点。在耐克事件发生的上世纪 90 年代末,形势的发展还相对缓慢。然而在AI领域我们却无法享有如此多的时间。在去年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从未听过生成式AI,但这项技术却在 2022 年底如闪电般闯入了我们的集体视野,而自此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努力了解它。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外部力量去构筑一个围栏把那些生成式AI公司圈起来,这导致我们所有人都沦为了小白鼠。如果波音或空中客车公司推出某个型号的飞机并承诺它更廉价且速度更快,但却可能非常危险,我们当然不会接受这种风险。如果一家制药公司推出了一种未经测试的药品并警告说它可能存在毒性,那么它就要为其造成的疾病或死亡承担刑事责任。那为什么科技企业可以将自己已经警告可能对人类构成存续性风险的AI产品推向市场呢?

甚至在生成式AI崭露头角之前,大型科技企业和注意力经济就因其有害影响而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Snapchat、Instagram 和 TikTok 等产品旨在引发大脑多巴胺激增,使人像吸烟一样上瘾。科学界已达成的共识是数字媒体正在损害用户(尤其是儿童)的心理健康。

AI加速了注意力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影响范围尚不明确的一系列新风险。虽然要求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当这些呼声恰好来自技术的幕后推手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公共关系行动和大企业的权宜之计。毕竟监管机构和政府并不完全了解基于AI的产品是如何运作以及它们所催生的风险;只有企业本身才了解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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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责任去确保不在知情的情况下造成伤害并解决自身造成的任何问题。政府的职责是让企业承担责任。但问责往往是在事后执行——这对AI这样的技术来说已是为时已晚了。

如果普渡制药公司的所有者萨克勒家族在意识到奥施康定(OxyContin)所带来的危险后能够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采取措施阻止医生过量开具这款药物的处方,那么近年来席卷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本可以避免。当政府介入时无数生命已经逝去,无数社区已经被毁。任何诉讼或罚款都无法挽回这一切。

而在AI方面企业可以也必须做得更好。但它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以免AI驱动的工具过度渗透到日常活动之中,以至于其危险被常态化而其所释放的任何东西都无法被遏制。

在耐克公司,正是外部压力和内部“做正确的事”的承诺共同推动了对其商业模式的根本性改革。新生的AI产业显然也感受到了外部压力:7 月 21 日,白宫确保七家顶级AI企业都自愿承诺开发安全可信的产品,这与去年提出的《AI权利法案蓝图》是一致的。但模糊的自愿准则留下了太多的回旋余地。

我们的集体未来现在取决于企业是否在董事会、高管会议和闭门战略会议上决定做正确的事。企业在追求创新的过程中需要有个明确的“北极星”作为参照。谷歌当年正确地做到了这一点——它早期的企业信条是“不作恶”。任何公司都不应为了追求利润而故意伤害他人。

企业仅仅表示自己已经聘请了前监管官员并提出可能解决方案的做法是不够的。它们必须制定可信且有效的AI行动计划去回答下面五个关键问题:

我们需要像对待其他企业突发事件一样对待AI挑战。要求相关企业在 90 天内制定行动计划是合理而现实的,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推托。错过最后期限者必须缴纳巨额罚款。这一计划不一定要完美无缺(它很可能随着我们持续学习而进行调整),但对其的承诺是必不可少的。

大型科技企业必须像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样致力于保护人类。如果底线就是唯一的终点,那我们所有人都会陷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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