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2.0版广场协议吗？

发自纽黑文—在美国的持续高利率下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一直在飙升。这对美国国内生产商来说是坏消息，但对国外生产商来说却是个好消息。

这些事态发展让人回想起那些引发了1985年广场协议的条件，该协议使当年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沦为一个生产率增长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国家。当然日本当时也面临着技术放缓和快速老龄化的问题，但得名于其谈判地点纽约广场酒店的广场协议也是导致其经济停滞的关键因素。

事后看来，广场协议至少在某些方面达成了美国希望的结果，提高了日元币值并遏制了日本数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但日本央行过于鹰派的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日本所遭受的负面影响。

因此一些政界人士考虑创设一份2.0版本的广场协议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次美国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日本，还有中国，而与1980年代作为其坚定盟友的日本相比与大国竞争对手中国的谈判在政治上要更具挑战性。

但在政策制定者作出决定之前，他们需要考虑为什么美元和日元（现在还有人民币）会处于让人联想到1980年代的境地，而答案就在于灵活汇率这个引发广场协议等货币安排的基础机制。

货币政策的跨境效应取决于汇率究竟是固定的还是灵活的。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的货币扩张对本国及其贸易伙伴都有刺激作用。但在灵活汇率下，一国的货币扩张只对其自身有刺激作用，对其贸易伙伴则存在紧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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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由以各自货币计价的现有资产决定。正如苹果和橙子的相对价格受到其市场流通数量的影响一样，致使以一国货币计价的资产增加的货币扩张往往会导致该货币汇率贬值。相反，伙伴国的货币扩张往往会推动该货币汇率升值。

干预汇率可能暂时有效，但如果缺乏适当的货币政策支持的话则无法产生持久效果。为了在1985年巩固日元币值，广场协议必须得到日本的紧缩货币政策和美国的相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支持。不幸的是日本央行把货币政策维持得过紧，致使本国陷入了长达二十年的通缩和衰退。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相互依存可以被视为一场博弈，而双方手中都握有两种基础工具：本国的货币扩张和伙伴国的货币扩张。这些工具决定了汇率，但也高度依赖于彼此——就像苹果和橙子的相对价格一样。

假设在这种情境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期望的通胀水平。一个国家可能希望通胀率能略高一点，因为根据菲利普斯曲线这与较低的失业率相关，而且正如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L·耶伦（Janet L. Yellen）所论证的那样，一个“高压经济”是可以提升生产率的。

幸运的是在这个简化版的博弈中每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是根据对方的政策选择的。这种相互依存会产生期望的通胀，从而催生预想中的失业率和技术进步。换句话说货币政策应针对每个国家的最优通胀率并考虑其伙伴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比如面对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美国的货币扩张，日本应当启动大规模货币扩张；而在美国因新冠疫情爆发加息后日本则要适度提高利率。但如果国家制定了某些国际收支或财政整固目标，这种在灵活汇率制度下追求最优通胀率的做法的好处就将消失。

这意味着在灵活汇率制度下全球的货币当局可以同时解决通胀、失业和技术进步问题。广场协议应当提供这一货币政策博弈的平台而不是确定何种汇率水平才算恰当。

当今的政策制定者必须专注于灵活汇率所带来的好处。新冠疫情后的美国需要强势美元来抑制通胀，而这最初也为日本企业带来了好处。但已经有迹象表明日元过于弱势：出境旅游大幅减少，能源进口支出增加，未

来通胀威胁加剧。日本央行应迅速调整短期及长期利率以纠正这一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