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是否在自我毁灭？

普林斯顿——全球范围内，民主国家看似脆弱并处于守势。与20世纪70年代和两次大战间歇期的强烈对照比比皆是。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近期民调的强势表现引发了对独裁民族主义的又一波恐惧。对于许多密切关注2016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人而言，他在关键摇摆州取得了令人震惊的领先地位。

对世界各地和美国国内的民主人士而言，模仿其对手几乎是最糟糕的策略。这是一场无法获胜的比赛。但许多人恰恰正在做这样的事。以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全新对华关税方案为例，较之特朗普本人在其总统任期内所采取的举措，拜登对美国传统贸易政策的逆转更为彻底。

尽管头版头条强调对中国电动车（EVs）征收100%关税，但真实情况却涉及电池、钢铁、铝和半导体。尽管公众不会直接购买上述产品，但它们作为原材料会被用于美国制造的许多产品和电器。据推测，拜登政府希望美国民众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经济影响，只看到他对中国越来越强势。

我们知道关税起不到什么作用。他们无法在美国创造（或“带回”）许多就业岗位。因为如果美国要大规模生产电动汽车或太阳能电池板，它会几乎完全依赖自动化工厂来实现这一目的。关税也无法通过鼓励“友岸外包”等政策改善与美国盟友的关系。相反，随着中国国内工业产量逐步增加，欧洲制造商很有可能失去市场，无法继续对华销售工程产品。

关税也无法加速脱碳。相反，通过使基本绿色技术更加昂贵（进而推迟其大规模应用），拜登将导致世界进一步变暖。此外，正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最近一份报告所显示的那样，昂贵电池技术所需的矿物和（镓、锗）稀土元素绝大部分均由中国供应。

最后，关税无法改善中国的人权记录。它们只会鼓励那些已经认定美国有关人权的老生常谈纯属虚伪、可以放心被忽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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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税的确会产生影响：它们将帮助拜登输掉选举。无论现政府将关税定得多高，特朗普都可以对外声称，他将进一步提高关税。拜登将继续看似仅仅是在回应特朗普的挑战——而且是以一种老态龙钟、三心二意的方式。

此外，关税还将证实中国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观点，即旧的国际秩序被打破是因为美国对现有规则不负责任。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选举的大背景下），关税将加剧普通美国人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的问题。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已经将通货膨胀作为主要议题之一。在其集会上，特朗普声称（肯定充满虚伪）他不能再往三明治里加入培根，因为这样吃实在太贵。

人们普遍误解了通胀争议。拜登政府可以像所有西方政府一样指出通胀已快速下降，且处于原有2%的目标范围之内。但这对普通人而言毫无意义。他们目睹了自新冠疫情以来开支的大幅上升，结束了此前相当长的价格稳定期。

尽管自2020年来，累计通胀率可能仅为 20%左右，但人们所感知到的却远不止于此。因为消费者和媒体往往只关注少数额外通胀品，比如特朗普所提到的培根。住房和食品已变得更为昂贵。2020年初，一加仑牛奶的价格仅为3.25美元，到2022年上涨到4美元；而一打鸡蛋则从疫情之初的1.45美元上涨到 2023年1月的4.82美元，之后又回落至2.86美元。与此同时，选民不会考虑价格相对稳定甚至有所下降（如电动车）的服装和其他商品。但他们却很有可能注意到，各种消费品的价格上升均始于新关税落地。

在此问题上，1970年代提供了一些教训。当时，美国曾试图排斥日本汽车和其他更为廉价和高效的制成品。上述结果对美国生产商而言仅仅是短期有利。从中期来看，他们丧失了市场和信誉；而从长期来看，他们被迫适应新技术时已经太迟。保护主义令美国汽车制造商丧失了调整的宝贵时间，并最终摧毁而非创造了就业机会。此举也疏远了那些担心通胀的消费者，并最终导致吉米·卡特总统在1980年大选中落败。

2023年，拜登政府曾煞费苦心地解释其并不想与中国脱钩，而仅仅是“去风险。”但现在，当恐慌袭来，它却采取了有意脱钩的激进之举。

政府绝不会因为决定“脱钩”而突然鼓舞选民的信心，也无法借助向他人转移成本而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1944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曾指出，“繁荣与和平一样，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我们承受不起任由它散落在幸运者中间，或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享受繁荣的权宜之计。”

无论当时亦或现在，这句话都很有道理。如果政治领袖能证明其政策惠及普通民众、降低价格并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他们就能够激发信心。这就是有效政府的样子，而许多民主国家目前并没有提供这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