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y35_JohnKeebleGettyImages_liarbrexitprotestsigns John Keeble/Getty Images

让英国脱欧的伪艺术家们负责

巴黎—5月下旬,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决意受理活动分子马库斯·鲍尔所提出的控诉,指控现在接替特雷莎·梅担任首相的首席候选人前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曾经从事散布谎言的活动。而伦敦的高等法院撤销了这一裁决,并宣布本可以迫使约翰逊在公开法庭就英国脱欧运动作证的传票无效。

高等法院的裁决是令人遗憾的。公开听证会受到高度欢迎本来主要有两个理由。它原本可以拆穿脱欧分子的谎言—在我看来,这一直就是阻止脱欧派得逞的最佳理由。而且,从更广义的角度讲,听证会将会凸显上述谎言可能为民主体制带来的风险因素。

当然,英国再次成为小国英格兰也应当是自由的选择。归根结底,群体就像个人一样有权选择自杀。但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这必须是一个知情、有意识和自由的选择。导致这种结果的绝不能是骚扰或者煽动—这样的罪行即使在真实的自杀案例中也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

但类似的情况却在英国脱欧投票前的宣传活动中发生了。遭到误导的英国民众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干扰选民判断的虚假信息和几乎毫无伪装的谎言的实例多到根本无法计数。

允许鲍尔继续控诉将向外界证明这一点。法庭听证会将证明,公投前所进行的辩论并不是诚实的。它本来可以证明,支持英国脱欧的投票和民众对后果的普遍接受并不是知情同意的结果。

将成为英国民众应当有权重新思考自身决策的最佳理由。此外,法院诉讼程序本可以带来进一步、甚至更为至关重要的优势:那就是凸显对谎言的容忍如何能够严重损害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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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的支持者提出允许一名法官就英国脱欧辩论范畴的问题做出决策是不公平的,而且法院也不是解决民主纠纷的上诉机构。这的确有道理—但归根结底,存在不同类型的冲突。

例如,打赌从老欧洲解放出来的英格兰将回归远海并繁荣昌盛是一回事。但通过公然散布谎言来达到这一目的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例如,谣言称欧洲每周需耗资3.5亿英镑(合4.44亿美元)—一旦投注者赌上了他们的终身积蓄,就被公认为是不真实的。

与之相似的是,像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所做的那样,相信可以借助枪炮在伊拉克实施民主是一回事,他们还辡称以此信念为基础的行为是善意的。但通过展示据称能够证明伊拉克境内有根本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伪造小瓶粉末来骗取联合国批准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民主体制简单但却至关重要的区别都在伊拉克战争和英国脱欧事件中被证明了。一方面,对立观点的公平争斗在一个有明确规则管理的舞台上公开进行,这也是公共空间本应具备的模样。而另一方面,却又存在一场殊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没有哪种行为是被明令禁止,也没有哪种手段被视为突破下限,就连谎言这种独一无二的手段都一样。

说谎与其他手段截然不同,因为它使我们对公共对话的信心遭到了削弱。它破坏了构思政治言论的氛围,在对立观点必须交锋的领域埋设了地雷,甚至彻底消除了作为民主体制标志的公平思考的机会。

尼采所提出的对立“观点”无休止相互争斗的“视角主义”和马基雅维利允许骗人的王子在辩论结束时拥有最后决定权的“谎言”之间的对比是异常鲜明的。

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对比揭示了马基雅维利观点的自相矛盾之处。在王子的案例中,马基雅维利甚至警告民众,独裁者通过自我授权破坏了进一步辩论的基础,也并未将说谎的权力合法化。但在实际辩论中,马基雅维利却捍卫采用除说谎之外一切手段的权利,目的是确保某些人的热情和观点能够在争夺中占据上风。

腐败领袖能对民众造成什么样的损害,我们非常清楚。因此,我们对容忍谎言所带来的典型腐败应当有很多话要说。

这样的忍耐导致毒素通过民主的躯体和灵魂传播,并通过攻击为其提供支持的无形的规则和默契的理解来破坏民主制度。而这也是任何对英国脱欧骗子的审判程序所要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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