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苏是不够的

布里斯班—2019年新冠危机沉重打击了所有人，而在幕后，国防和政府领袖将疫情视为活生生的例子，来证明现代社会必须有能力从上述类型的打击中复苏。决策者正在召集行业和学界专家，找出确保使此类威胁不再导致关键机构措手不及的方法。他们想要知道，我们的适应性如何才能增强。

但2019年新冠危机在我们即将遭受的打击中已经是最缓和的了。

病毒虽然严重，但仍属无意识个体，并最终受到物理和生物学定律的约束。病毒不会耍阴谋诡计，仅凭偶然性对我们施以惩罚。尽管全新出现而且比多数常见传染病更加危险，但2019年新冠病毒与有史以来人类曾经面对的瘟疫和疫情并没有本质性不同。

多数国家仍依据其初始设计采用现有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来应对2019年新冠疫情威胁，仅仅在某些领域进行了修整。各国政府面对疫情的经济后果做出的反应也不出所料，采取的模式均曾在过去类似情况下采用过，尤其是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相同。事实上，目前这场危机几乎没有不能提前策划之处。

问题在于今天的幕后讨论实际无关适应性，而有关经济复苏：各国和全球领袖迫切希望恢复疫情流行之前的原状。但因为更多沉重打击即将接踵而至，所以这还远远不够。

其实这并不难以想象。随着世界气候和政治越来越混乱，更多区域将会爆发武装冲突。再比方说，疫情流行伴随着可以在轻点鼠标瞬间就彻底击垮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战争。这还不算社交媒体所发表的刺耳言论。一个难以辨认的世界比想象中离我们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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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仅仅从病毒、气候变化或经济危机等孤立角度来理解所面临的危险因素。相反，危险在于，其中一场灾难的后果会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制造出前所未有的负面反馈效果——上述效果很有可能还会因为恶意人类主体的行为而加速。结果将不止于其各部分的总和，而且会远远超乎今天危机管理者所能想象的任何规模。

为应对这种状况，疫情结束后，各国所要做的不仅限于恢复枯竭的基础设施及设立没有实权的新机构。保持内在灵活敏捷才是确保未来适应能力的关键要素。

达成目标的障碍是我们标准的采购和生产指标。今天的决策辅助系统取决于以事实为基础的正式或逻辑结构：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哪怕像生物病毒或天气状况这般复杂，我们也可以设定以物理学为基础的场景和工程响应举措。但如果涉及预测人类活动或政治临界点，我们的建模体系根本就无所适从，因为我们无法假设未来由人类所驱动的危机与过去的相似程度。

如果认为政治体制缺乏以有意义的形式增强适应性的能力和意愿，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市场。事实上，发挥市场力量的有效杠杆已经存在着。如此多私营企业关注供应链“瘦身”是因为各项衡量指标倾向于鼓励这样的思想。

但这样的精简偏见系20世纪80年代末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制造技术办公室所人为引导，当时一场国防工业基础危机正在席卷美国。因为认定资本市场并未给予供应链创新以足够的奖励，决策者制定了评估该领域“经济增值因素”的新方法。而后上述经济增值草拟因素被提交给投资者，供其理解整个企业的创新能力，而非仅了解供应链末端的主要参与者。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成功地在公认会计准则中嵌入了上述指标。于是造成了供应链权力和重要性被过度解读等出乎预料的结果。但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问题，因此可以通过将杠杆移回偏重于适应性和敏捷而非一味强调精简的位置来加以纠正。

但毋庸置疑，因为仅涉及行业，单纯依靠供应链适应性还远远不够。内在敏捷要求整个群体均采用讲故事的思维方式，每次出现意外都会刺激对现有局面重新解读，以及为未来制定全新目标。

人类最聪明的科学家和政治领袖正在设想重归“常态”的现实反映出人类想象力的整体缺乏。从社会角度，我们需要开始更具创造性地进行思维，思考如何将现有资源和社会经济互动形式为解决新问题而重新组合。

政治领袖应在相邻地区间签署交流协议，以便利用今天促进合作的体制来组织明天的避难所。在涉及流行多人游戏的情况下，共同的身份感和广泛赞誉能够鼓励社会合作。与此同时，社区和环境福祉等价值观应纳入到主流的模型和指标，这样无论未来发生什么，它们都将始终成为优先事项。

仅靠科学和工程技术无法拯救人类，因为它们的成果需要支撑全面的社会契约改革。艺术和人文科学充斥着必要的革新工具，但却缺少相关的技术力量。需要来自各行各业的所有人作出贡献，才能在必要规模上实现敏捷度。我们的才能必须随着问题的汇聚而组合。我们必须开始在群体层面设计新的创新词汇表。我们必须愿意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