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

10月30至31日，中国召开了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金融部门的最高级别会议。由于中国的金融部门兼具世界上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业(53.1万亿美元)，和市值仅次于美国的股票市场，而且全体政治局常委均出席会议，会上所做的决定，乃至释放的信号，都能产生全球影响。

会后发布的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金融业的基本看法没有变：金融的基本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政府的职能则是维持稳定、管理风险、促进自主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但相较2017年，会议聚焦的具体话题发生了显著变化。2017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探讨的重点是应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所导致的失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的大规模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加剧了上述领域的风险。

在10月的会议中，货币和财政政策再次成为议程的重中之重，但此时中国的宏观环境以及面临的挑战却截然不同。毕竟，中国在几年前就收紧了宏观经济政策。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货币和财政政策应该如何调整和部署以支持高质量增长和结构性改革？

例如，中国领导人必须考虑经合组织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持续宽松，这也是当前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根据美联储的数据，自2009年以来，美国一年期实际利率在多数时候为负——即使在去年也是如此：尽管美联储不断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胀飙升，但美国2022年的一年期实际利率仍为-1.9%。

欧元区、日本和英国也出现了负实际利率。相较之下，尽管中国名义利率很低，中国的实际利率却要高得多。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中国的实际利率达到了2.1%——而同期印度的实际利率只有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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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货币政策分化对中国金融部门和外汇市场影响深远。在截至2023年6月的四个季度中，中国的组合投资赤字(净流出)达到了1860亿美元，而此前四个季度的组合投资赤字为960亿美元。在2023年前9个月，由于通胀率低于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下降了5.4%。

在国内，中国面临着低碳化发展给经济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做出了“30-60”承诺——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虽然这是国家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从短期来看，降碳给增长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仍占GDP的28%，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13%的平均水平。

低碳化发展的挑战只是中国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矛盾的缩影。事实上，10月的会议也聚焦于处理好短期与长期发展间的矛盾。从长期来看，中国必须解决近期发达经济体加息、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下的供应链变化，以及资产价格下行等变化和冲击导致的短期流动性问题。

只有具有充足的流动性，中国才能有效对抗通缩压力，提振消费者与投资者信心，恢复在新冠疫情期间受损严重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为创新提供资金（这点对中国的长期繁荣至关重要）。当然，实现中国的降碳目标也需要大量资金。

然而，要动员必要的资源就需要更低的实际利率，这同时也有助于中国解决资产价格通缩等短期问题，和应对包括稳定房地产部门和人口老龄化在内的中长期挑战。幸运的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中积累了规模可观的金融资产和储备，因此它拥有满足短期流动性需求和支持长期结构性改革所需的货币和财政空间。

尽管会议报告强调了中央政府将在特定领域采取干预措施来提振和稳定经济——包括优化企业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以及支持创新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想让经济更加 “高度集中”。相反，会议报告重申了金融部门通过支持创新、提高效率和持续开放支持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为此，会议报告授意对股票市场进行重大升级，包括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渠道。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不管是创新和先进制造业，还是食品和能源安全等领域，此类融资在分散和管理风险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会议报告还强调了中外私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升级的重要性。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但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仍然兴趣十足。例如，在最近举行的上海中国进口博览会上，规模最大的外国代表团就是美国。

中国庞大而复杂的经济是由中央和地方关系、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关系、各地区间关系，以及内部和外部形势间决定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中，中央当局必须承担起维护总体稳定和把握政策方向的责任。

但正如放任自由的自由化会导致混乱一样，过度的中央集权也会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尽管会议报告重申了政府在确保宏观经济稳定方面的作用，但它同时承诺中国经济将会逐步向外国投资和市场竞争开放。此外，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会晤或寓示中美关系有所缓和。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明天的中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创造性、开放性和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