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华盛顿特区——从碳氢化合物到可再生能源和电气化的“能源转型”是当前政策辩论的最前沿议题。但在过去18个月间人们发现这项工作的挑战性和复杂性都超出了仅仅通过研究许多情境中出现的图表所能想象的程度。即使是在已经采取了大规模方案（比如《通货膨胀削减法》和RePowerEU行动方案）来推动转型进程的美国和欧洲，最终实现转型所仰赖的新技术的发展、部署和规模扩张也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来逐步决定。
“能源转型”一词看似意味着我们只是在发端于几个世纪前工业革命的旅程中又踏出了一步。但当我在为撰写《新地图》一书研究以往那些能源转型时却对本次转型的特异性惊叹不已。技术和经济优势推动了早期的转型，而公共政策如今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以往的能源转型都会持续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而且并未完全取代当时已有的技术。石油在1960年代就已经超越煤炭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但我们当前使用的煤炭量却是当时的三倍，并在2022年达到历史顶峰。
相比之下，当前的转型在1/4个多世纪前方才展开，而且也不是加法式的。鉴于所设想的规模，一些人担心宏观经济分析在政策规划过程中未能得到足够重视。法国经济学家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在2021年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过快实现净零排放可能会引发“一次有害的供应冲击——与1970年代那几次冲击极其相似”。他警告说一场仓促的转型“不太可能是良性的，同时政策制定者要准备好去做出艰难的抉择”。
自2021年夏末能源市场开始收紧以来的事态发展凸显了需要注意的四大挑战。首先，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导致的重大干扰之下，能源安全再次成为首要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碳氢化合物来维持照明和工厂运转，因此能源安全意味着确保充足且价格合理的供应，同时免遭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困境影响。
即使气候变化仍然是一个核心焦点，但美国拜登政府已经开始敦促国内石油企业增产并从战略储备中释放供应——其规模远超历任政府。在德国，执政联盟中的绿党带头发展该国进口液化天然气的能力，第一批来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将于本月抵达只用不到200天就建成的基础设施。能源安全在未来几年内都是无法忽略的。
第二个挑战则与规模有关。当前总值100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有80%以上的能源供应都依赖碳氢化合物，而全球能源体系这样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也不可能被轻易改造。在一本重要的新书《世界其实是如何运作的》中，知名能源学者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认为“现代文明的四个基本支柱”是水泥、钢铁、塑料和氨（用于化肥），而且每一种物质都严重依赖现有能源系统。
那么在这些起始条件下素食主义这类解决方案能有所帮助吗？斯米尔指出将一个西班牙西红柿种植成熟（计入所需肥料）再送到伦敦餐桌上的整个体系要消耗五汤匙石油。虽说能源效率还可以提升，但是主要的影响将体现在发达国家而非涵盖全球80%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后者的收入增长将推动能源需求。
这就指向了第三个挑战：新的南北分歧。在全球北方——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地区——气候变化是政策议程中的首要任务。但这一优先事项在全球南方却是与其他关键优先事项并存的，比如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以及降低燃烧木柴和秸秆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来改善民众健康。因此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能源转型”意味着从木柴和秸秆转向液化石油气。
去年欧洲议会通过的一项谴责决议生动地展现了这种分歧。欧洲议会议员们的反对理由是这条从乌干达经坦桑尼亚通往印度洋的拟议石油管道对气候、环境和“人权”的潜在不利影响。然而这些投票机构的所在地——法国和比利时——人均收入（以当前美元汇率计算）却分别是乌干达的50倍和60倍。而将管道视为本国经济发展基础的乌干达人则愤怒地回应了该决议。乌干达议会副议长谴责欧洲人展现出了“针对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主权的最恶劣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
第四个挑战涉及能源转型的物质要求。我将此视为“大石油”到“大铲子”的转变——也就是从钻探石油和天然气到开采矿物。一个更加电气化的世界对矿物的需求将大大增加。
在标准普尔新发布的研究报告《铜的未来》中，我们计算出“电气化金属”的供应必须翻倍才能支撑世界2050年的气候目标。最近许多权威机构——包括美国和日本政府、欧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能源署——都发布了关于锂和钴等矿物预期需求指数式增长的警示性报告。
但是警报本身无法开启大型新矿——这是个大约需要16~25年并在世界各地遭遇日益复杂许可要求的过程。一些主要资源国的政府对采矿活动公开持有敌视态度。
因此虽然能源转型的方向相当明确，但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必须认识到它所带来的挑战。在努力实现转型目标的过程中，对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有一个更深入和更现实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发自华盛顿特区——从碳氢化合物到可再生能源和电气化的“能源转型”是当前政策辩论的最前沿议题。但在过去18个月间人们发现这项工作的挑战性和复杂性都超出了仅仅通过研究许多情境中出现的图表所能想象的程度。即使是在已经采取了大规模方案（比如《通货膨胀削减法》和RePowerEU行动方案）来推动转型进程的美国和欧洲，最终实现转型所仰赖的新技术的发展、部署和规模扩张也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来逐步决定。
“能源转型”一词看似意味着我们只是在发端于几个世纪前工业革命的旅程中又踏出了一步。但当我在为撰写《新地图》一书研究以往那些能源转型时却对本次转型的特异性惊叹不已。技术和经济优势推动了早期的转型，而公共政策如今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以往的能源转型都会持续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而且并未完全取代当时已有的技术。石油在1960年代就已经超越煤炭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但我们当前使用的煤炭量却是当时的三倍，并在2022年达到历史顶峰。
相比之下，当前的转型在1/4个多世纪前方才展开，而且也不是加法式的。鉴于所设想的规模，一些人担心宏观经济分析在政策规划过程中未能得到足够重视。法国经济学家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在2021年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过快实现净零排放可能会引发“一次有害的供应冲击——与1970年代那几次冲击极其相似”。他警告说一场仓促的转型“不太可能是良性的，同时政策制定者要准备好去做出艰难的抉择”。
自2021年夏末能源市场开始收紧以来的事态发展凸显了需要注意的四大挑战。首先，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导致的重大干扰之下，能源安全再次成为首要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碳氢化合物来维持照明和工厂运转，因此能源安全意味着确保充足且价格合理的供应，同时免遭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困境影响。
即使气候变化仍然是一个核心焦点，但美国拜登政府已经开始敦促国内石油企业增产并从战略储备中释放供应——其规模远超历任政府。在德国，执政联盟中的绿党带头发展该国进口液化天然气的能力，第一批来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将于本月抵达只用不到200天就建成的基础设施。能源安全在未来几年内都是无法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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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挑战则与规模有关。当前总值100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有80%以上的能源供应都依赖碳氢化合物，而全球能源体系这样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也不可能被轻易改造。在一本重要的新书《世界其实是如何运作的》中，知名能源学者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认为“现代文明的四个基本支柱”是水泥、钢铁、塑料和氨（用于化肥），而且每一种物质都严重依赖现有能源系统。
那么在这些起始条件下素食主义这类解决方案能有所帮助吗？斯米尔指出将一个西班牙西红柿种植成熟（计入所需肥料）再送到伦敦餐桌上的整个体系要消耗五汤匙石油。虽说能源效率还可以提升，但是主要的影响将体现在发达国家而非涵盖全球80%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后者的收入增长将推动能源需求。
这就指向了第三个挑战：新的南北分歧。在全球北方——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地区——气候变化是政策议程中的首要任务。但这一优先事项在全球南方却是与其他关键优先事项并存的，比如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以及降低燃烧木柴和秸秆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来改善民众健康。因此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能源转型”意味着从木柴和秸秆转向液化石油气。
去年欧洲议会通过的一项谴责决议生动地展现了这种分歧。欧洲议会议员们的反对理由是这条从乌干达经坦桑尼亚通往印度洋的拟议石油管道对气候、环境和“人权”的潜在不利影响。然而这些投票机构的所在地——法国和比利时——人均收入（以当前美元汇率计算）却分别是乌干达的50倍和60倍。而将管道视为本国经济发展基础的乌干达人则愤怒地回应了该决议。乌干达议会副议长谴责欧洲人展现出了“针对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主权的最恶劣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
第四个挑战涉及能源转型的物质要求。我将此视为“大石油”到“大铲子”的转变——也就是从钻探石油和天然气到开采矿物。一个更加电气化的世界对矿物的需求将大大增加。
在标准普尔新发布的研究报告《铜的未来》中，我们计算出“电气化金属”的供应必须翻倍才能支撑世界2050年的气候目标。最近许多权威机构——包括美国和日本政府、欧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能源署——都发布了关于锂和钴等矿物预期需求指数式增长的警示性报告。
但是警报本身无法开启大型新矿——这是个大约需要16~25年并在世界各地遭遇日益复杂许可要求的过程。一些主要资源国的政府对采矿活动公开持有敌视态度。
因此虽然能源转型的方向相当明确，但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必须认识到它所带来的挑战。在努力实现转型目标的过程中，对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有一个更深入和更现实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