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必须反对特朗普

纽约—本月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即将再次访问欧洲，出席G7峰会。欧洲领导人对付美国总统已经没了选择。他们曾经试过吸引他，说服他，忽略他，或一致不同意他。但特朗普之恶没有底线。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反对他。

最紧迫的问题是欧洲对伊朗贸易。这不是小事。这是一场欧洲输不起的战斗。

特朗普可以造成巨大的伤害而毫无愧色，而现在他正在用经济手段和军事行动威胁这样做。他动用紧急经济和金融力量，旨在让伊朗和委内瑞拉陷入经济崩溃。他试图通过对中国关闭美国市场、限制美国对中国公司出售技术、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来延缓或阻止中国增长。

为这些行动正名很重要：它们是昏聩之徒的个人决定，而不是合理行为或任何名义上的公共协商的结果。令人关注的是，美国在宪法诞生230年后，遭到了杜夫统治。特朗普已经将政府中所有的独立之士扫除殆尽，包括前国防部长、退休将军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以及一些胆敢小声抱怨领袖的国会共和党人。

特朗普普被广泛误解为一个犬儒主义政客，而动机则是个人权力和金融利益。但情况要危险得多。特朗普心智不正常：自大狂，偏执狂，精神病。我不是在骂人。特朗普的精神状况让他出尔反尔，无法控制憎恨，也制约了他的行为。他必须被反对，绝不能取悦。

即便特朗普真的有所让步，也会记恨在心。在6月份在G20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特朗普宣布他的对华“贸易战”停战。但不出几周，他又宣布征收新关税。特朗普无法兑现自己说过的话，尽管他自己的顾问也反对。最近的全球市场暴跌迫使他暂时有所收敛。但他对中国的咄咄逼人之势还会继续；其肆无忌惮的对华动作将日益威胁到欧洲的经济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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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积极破坏着一切拒绝屈从于他的要求的国家。美国人民不想他那么傲慢和放肆，但他的一些顾问显然和他一样。比如，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和国务卿麦克·蓬佩奥（Mike Pompeo）都是独特的傲慢世界观的代表，蓬佩奥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更是令他变本加厉。

最近，博尔顿访问伦敦为英国新首相约翰逊打起，后者决定，不管有没有脱欧协议，英国都要脱离欧盟。特朗普和博尔顿不会给英国一点点好处，但他们非常渴望欧洲失败。因此，任何欧盟的敌人——比如约翰逊、意大利的萨尔韦尼（Matteo Salvini）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都是特朗普、博尔顿和蓬佩奥的朋友。

特朗普还想颠覆伊朗政权，为此他深挖可追溯到1979年伊朗革命的反伊情绪，以及美国公众对德黑兰美国人质的挥之不去的记忆。他的敌意由不负责任的以色列和沙特领导人煽风点火，后两者因为各自的原因而憎恨伊朗领导人。但此事也颇有些特朗普的个人恩怨，伊朗领导人拒绝屈服于他的要求，这便足以成为他试图推翻伊朗政权的理由。

欧洲人知道美国在中东的幼稚行为的后果。欧洲移民危机的首要原因便是美国领导的有选择的中东战争：小布什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奥巴马的利比亚和叙利亚战争。在这几场战争中，美国行动鲁莽，而欧洲付出了代价（当然，中东人民的代价更高）。

如今，特朗普对伊朗的经济战争后果甚至更为严重。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他试图制裁所有（不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于伊朗做生意的企业，以此切断伊朗的外汇收入，进而瘫痪伊朗经济。这些制裁不啻战争，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此外，由于它们直接针对平民，因此构成（或至少应该构成）了反人类罪。（特朗普对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所采取的本质上也是同样的战略。）

欧洲一再反对美国的制裁，这些制裁不但是单边的，治外法权的，违反欧洲安全利益的，并且也显然与2015年伊核协议相悖（伊核协议由联合国安理会一致支持）。但欧洲领导人害怕直接挑战这些制裁。

不必害怕。欧洲可以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合作，对抗美国治外法权制裁的威胁。对伊贸易大可以用欧元、人民币、卢比和卢布计价，规避美国的银行。石油换商品贸易可以通过INSTEX等欧元清算机制完成。

事实上，美国的治外法权制裁并不是一个可信的长期威胁。如果美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实施这些制裁，那么美国经济、美元、美国股市以及美国的领导力都将受到不可挽回的伤害。因此，制裁威胁将始终只是一个威胁。即便美国准备采取行动执行对欧洲企业的制裁，欧盟、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也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挑战，安理会将以巨大的优势反对美国的政策。如果美国准备否决安理会反对制裁的决议，全体联合国大会也可以根据“为了和平团结起来”的程序接管这一问题。193个成员国将以压倒性多数谴责制裁的治外法权性质。

如果欧洲领导人屈服于特朗普对伊朗、委内瑞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咆哮和威胁，将危及欧洲和全球安全。他们应该认识到，绝大多数美国人也反对特朗普的恶性自恋和变态行为，这些行为已经导致了美国大规模枪击和其他仇恨犯罪频发。欧洲人和美国人如能一起反对特朗普，捍卫国际法治（包括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就能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强大的世界和平和跨大西洋亲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