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下一个中国

纽黑文—过去七年，我在耶鲁大学讲授一门叫做《下一个中国》的热门课程。一开始，这门课的焦点集中在现代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上，即从一个成功已久的生产者模式过渡到日益依靠家庭消费驱动的模式。大量注意力投向了这一再平衡的风险与机会——及其对中国和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的可持发展的相关影像。

中国转型框架的许多重要基础已经就位——特别是服务业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的加速——但显然还存在一个重要的扭曲：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适应者转变为推动者。事实上，“下一个中国”正在升级其与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的联系——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一系列新的风险和机会。

方案几年前就已经完备。这一战略性转变正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力印记的体现——特别是他重点强调的“中国梦”。一开始，这个梦是某种民族主义口号，意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重新获得从前的全球主导地位，与其世界第二大经济的地位相称。

但如今，中国梦正在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其核心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这一宏大的泛区域基础设施计划结合了经济援助和地缘战略实力工程，其背后有一系列以中国为中心的新金融机构的支持，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

对我们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人士来说，这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发展趋势。中国的转变仍然在推进中，我在这里强调三个不确定的影响。

首先，中国没有做出充分的大转变。身为经济学家，我总是过于强调模型和决策者可能从一个模型转向另一个模型的相关假设。但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对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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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务实考虑，中国领导人现在已经承认，消费者拉动的增长战略要比一开始所认为的更加难以实现。自2010年以来，消费占GDP之比仅仅提高了2.5个百分点——远远低于同期7.5个百分点的服务业占比提升和7.3个百分点的高薪城市人口比例提升所应该带来的程度。

这一反常主要是因为社会安全网不力仍然在导致畸高的恐惧驱动的预防性储蓄，这影响了自由裁量消费的增长。中国仍在致力于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但同时也选择了依靠新的外部增长源补充内需不足。

其次，这一全球推动存在许多旧的生产者模式的特征。它导致日益令人担忧的国内过剩产能囤积，需要导入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需求。它还需要依靠国有企业推动这类投资，阻碍存在已久的臃肿的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

这一新出现的生产者模式支持的副作用是消费驱动的增长不再重要。在李克强总理的年度工作报告中（即经济政策的官方陈述），对消费拉动的结构转型的提法在过去的两年中都出现了降级（2016年和2017年都排在第三项，所谓的供给侧改革获得了更高的重点地位）。

第三，中国的新全球方针反映了治理策略的改变。习近平巩固国内权力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经济决策权从国务院发改委转移到党内领导小组，这一点特别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反腐运动、突出的互联网审查以及对非政府组织的新监管措施。

如此权力集中显然相当讽刺。毕竟，习近平早先承诺要打破根深蒂固的权力圈，而2013年11月的三中全会改革也强调加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但中国的新全球推进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矛盾。它与在许多发达国家兴起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逆袭完全相反。作为一个生产者经济体，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管是用出口拉动的增长衡量，还是用通过吸收剩余劳动力实现减贫衡量。这一方针目前因为中国内部失衡的加剧、危机后全球贸易减速、以中国为焦点的保护主义的兴起而遭到阻力。结果，中国试图更多地受益于全球化的新尝试不可能不遇到自身严重的挑战。

一个更加全球化的中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南海领土纠纷影响尤甚，但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足迹也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审查。这一新战略引出了一个也许是最大的问题——中国是否在填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孤立主义方针所造成的霸权真空。

简言之，“下一个中国”将比我在2010年开设这门课时更加外向、更加自信、更加集权。与此同时，它似乎不再那么致力于以私人消费和国企重组为特色的市场改革日程。这一变化是否是中国再平衡的终点还不得而知。我希望不是。但这正是让教授一门应用课程更加有趣的地方，因为它的重点永远都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