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黑文—欧盟立法者最近就一项减轻人工智能对人类所构成风险的里程碑式法规达成了临时协议，而其他国家似乎也有意效仿。但这项法规并未解决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其中一个最重大灾难——大规模失业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前景。监管无法在不抹除人工智能给世界带来的各类潜在好处（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和巨量的财富创造）的情况下消灭这些风险。因此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制定政策在这些灾难发生时对公民予以补偿。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我们并不反对监管人工智能，但正如人们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来保护易受洪水影响的房屋（在修筑海堤的同时提供洪涝灾害保险），政府也必须提供收入不平等保险（inequality insurance）来确保财富差距不会被人工智能拉大。尽管未来的行政当局可能会修改此类计划的条款，但削减那些广泛享有的福利是存在政治难度的。
这方面的不祥之兆早已显现了。今年，好莱坞的演员与编剧一道举行了60多年来的第一次全行业罢工，而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保障自身免受生成性人工智能的影响。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从医生、律师到出租车司机和收银员等各类专业人士的未来就业，同时因此产生的总产量增长将会不平等地分配到人们身上。那些创造和拥有这些发明的人可能会积聚巨大的财富，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将来自劳动力成本的削减。
人们也倾向于相信人工智能将把大量劳动力变成快餐店员工式的低级劳动者，但就算是这项工作也在逐步自动化。或许人们还能提供其他低价值服务，不然的话长期失业者的数量就将继续膨胀。无论是哪种情况，收入差距的扩大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改革税收制度来限制甚至防止由此导致的不平等加剧。比如一旦不平等状况超过了一定限制程度就自动调高高收入者的联邦所得税税率。为了防止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可以每年对收入最高的1%人群征税以确保他们在国民税后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永远不会超过当前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人工智能导致了不平等状况的真正灾难性增长（比如最富有的那1%的人获得了整个国家的所有税前收入），那么税收改革所能达到的作用或许是有限的。以一个收入最高那1%的人赚取了20%税前收入（大致是当前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为例，如果这一群体利用人工智能最终获得了整个国家的所有税前收入，则需要按80%的税率征税，然后将税收以税收抵免的形式重新分配给余下99%的人才能实现当今的税前收入分配状况；而为政府运作提供资金并实现当今的税后收入分配则需要更高的税率。鉴于如此高的费率可能会压抑工作意愿，我们可能不得不采用部分不平等保险，类似于在传统保险单上设置免赔额以降低道德风险。
这种一面倒的收入分配不太可能出现，而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完全或几乎完全不平等保险则是可能实现且有充分依据的。但尽管这一思想实验突显了我们方案的一个缺陷（它无法在最为灾难性的情况下提供全面保险），但它也指出了在税收体系中建立某种形式的自动保险的重要性。毕竟大多数人都会赞同在经济不平等确实加剧的情况下顶端那1%的人应当承受比目前高得多的税率。
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大规模失业，许多人——从1943年的朱丽叶·里斯-威廉姆斯（Juliet Rhys-Williams）到201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都提出要实施全民最低基本收入保障（无论这些人是否就业）。其他经济学家，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则建议通过扩大低收入家庭的负所得税或调整企业税扣减额来补贴工资。但无论如何这些方案都需要资金支撑，而在税收制度中建立不平等保险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调整举措。
尽管我们的提议并未要求对人们可以赚取或储蓄的金额设定上限，但我们并不幻想建立不平等保险在政治上是件易事。然而不平等扩大的风险已经大到我们必须一试。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所说，民主制度和巨额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状况只能二选一。
我们的提议有两个方面使其在政治上比传统税收更可行。首先，不平等状况的上限值可以设定在当前水平之上，这意味着保险不会当即触发生效。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在决定遥远的未来而非当下行为时会更理想化。因为选民们不知道他们未来会落入哪个收入等级，因此可能会决定支持基于抽象道德原则的不平等保险。
其次，如果保险被触发生效，受益阶层的人数将远远超过支付较高边际税率的最高收入者。事实上从1%的人那里转移的财富应当流向收入最低的那一半人——当然或许也会与收入较高的人分享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一旦保险生效，这项立法可能会最终降低大多数劳动者所要支付的税额。
当我们中的一位在20年前首次提出要明确定义税率以设立保险防范极端不平等状况时，它是一个好主意，而事到如今则成为了一个更加迫切的想法。倘若要获取人工智能的益处，我们就必须为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潜在灾难性扩大做好准备。
发自纽黑文—欧盟立法者最近就一项减轻人工智能对人类所构成风险的里程碑式法规达成了临时协议，而其他国家似乎也有意效仿。但这项法规并未解决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其中一个最重大灾难——大规模失业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前景。监管无法在不抹除人工智能给世界带来的各类潜在好处（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和巨量的财富创造）的情况下消灭这些风险。因此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制定政策在这些灾难发生时对公民予以补偿。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我们并不反对监管人工智能，但正如人们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来保护易受洪水影响的房屋（在修筑海堤的同时提供洪涝灾害保险），政府也必须提供收入不平等保险（inequality insurance）来确保财富差距不会被人工智能拉大。尽管未来的行政当局可能会修改此类计划的条款，但削减那些广泛享有的福利是存在政治难度的。
这方面的不祥之兆早已显现了。今年，好莱坞的演员与编剧一道举行了60多年来的第一次全行业罢工，而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保障自身免受生成性人工智能的影响。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从医生、律师到出租车司机和收银员等各类专业人士的未来就业，同时因此产生的总产量增长将会不平等地分配到人们身上。那些创造和拥有这些发明的人可能会积聚巨大的财富，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将来自劳动力成本的削减。
人们也倾向于相信人工智能将把大量劳动力变成快餐店员工式的低级劳动者，但就算是这项工作也在逐步自动化。或许人们还能提供其他低价值服务，不然的话长期失业者的数量就将继续膨胀。无论是哪种情况，收入差距的扩大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改革税收制度来限制甚至防止由此导致的不平等加剧。比如一旦不平等状况超过了一定限制程度就自动调高高收入者的联邦所得税税率。为了防止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可以每年对收入最高的1%人群征税以确保他们在国民税后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永远不会超过当前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人工智能导致了不平等状况的真正灾难性增长（比如最富有的那1%的人获得了整个国家的所有税前收入），那么税收改革所能达到的作用或许是有限的。以一个收入最高那1%的人赚取了20%税前收入（大致是当前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为例，如果这一群体利用人工智能最终获得了整个国家的所有税前收入，则需要按80%的税率征税，然后将税收以税收抵免的形式重新分配给余下99%的人才能实现当今的税前收入分配状况；而为政府运作提供资金并实现当今的税后收入分配则需要更高的税率。鉴于如此高的费率可能会压抑工作意愿，我们可能不得不采用部分不平等保险，类似于在传统保险单上设置免赔额以降低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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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面倒的收入分配不太可能出现，而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完全或几乎完全不平等保险则是可能实现且有充分依据的。但尽管这一思想实验突显了我们方案的一个缺陷（它无法在最为灾难性的情况下提供全面保险），但它也指出了在税收体系中建立某种形式的自动保险的重要性。毕竟大多数人都会赞同在经济不平等确实加剧的情况下顶端那1%的人应当承受比目前高得多的税率。
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大规模失业，许多人——从1943年的朱丽叶·里斯-威廉姆斯（Juliet Rhys-Williams）到201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都提出要实施全民最低基本收入保障（无论这些人是否就业）。其他经济学家，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则建议通过扩大低收入家庭的负所得税或调整企业税扣减额来补贴工资。但无论如何这些方案都需要资金支撑，而在税收制度中建立不平等保险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调整举措。
尽管我们的提议并未要求对人们可以赚取或储蓄的金额设定上限，但我们并不幻想建立不平等保险在政治上是件易事。然而不平等扩大的风险已经大到我们必须一试。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所说，民主制度和巨额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状况只能二选一。
我们的提议有两个方面使其在政治上比传统税收更可行。首先，不平等状况的上限值可以设定在当前水平之上，这意味着保险不会当即触发生效。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在决定遥远的未来而非当下行为时会更理想化。因为选民们不知道他们未来会落入哪个收入等级，因此可能会决定支持基于抽象道德原则的不平等保险。
其次，如果保险被触发生效，受益阶层的人数将远远超过支付较高边际税率的最高收入者。事实上从1%的人那里转移的财富应当流向收入最低的那一半人——当然或许也会与收入较高的人分享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一旦保险生效，这项立法可能会最终降低大多数劳动者所要支付的税额。
当我们中的一位在20年前首次提出要明确定义税率以设立保险防范极端不平等状况时，它是一个好主意，而事到如今则成为了一个更加迫切的想法。倘若要获取人工智能的益处，我们就必须为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潜在灾难性扩大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