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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本主义的崛起

发自巴黎——在2014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Joseph E. Stiglitz)和布鲁斯·C·格林沃德(Bruce C. Greenwal)认为最重要的社会性禀赋是学习能力。而如今越来越显著的一点在于“学习型社会”不仅已然产生,而且正在开始驱动我们的经济。

从十九世纪到大约25年前,企业主要投资于从铁路到车辆这类实体基础设施和机械。但在过去这1/4世纪里,对所谓无形资产——诸如知识产权、研究、软件以及管理和组织技能——的投资大幅上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近的研究发现,截至2019年无形资产占据了美国和欧洲十个经济体全部投资的40%,较1995年增长29%。而在2020年随着数字化进程因新冠疫情而加速,无形资产投资似乎再次出现了暴增。

我们相信这一趋势正强烈暗示着一种新资本主义模式的出现,在该模式下一个企业成功与否将更多地根据其人员和能力来衡量,而不是基于设备、产品或服务。此外我们认为这一趋势不会倒退,因为亚马逊、苹果、脸书和微软这类企业显然正在急剧扩大规模并实现超速增长。

无形资产很可能是推动这一现象的原因。毕竟对无形资产的投资与更高的生产力和增长之间是存在必然关联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发现增速排名前25%的企业在无形资产上的投资额是排名后50%者的2.6倍。同样,在增长方面那些在无形资产上投资超过其总增加值(Gross Value Added)12%的经济部门要比其他部门快28%。

而那些无形投资不断增加的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在不停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来袭之后,唯一能将增长保持在2019年水平的企业都在全方位无形资产(创新、数据和分析,以及人力和品牌资本)上进行了大手笔投资。

在一个非物质化、数字化和知识驱动的世界里,企业回报、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与这类资产联系在一起。但要释放它们的真正价值不仅需要对其进行投资,还需要发展有效利用它们所需的技能和管理知识,也就是人力资本。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对860多名高管的调查表明,高/低增速企业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不仅在无形资产上投资更多并认识到它们对提高竞争优势的重要性,还会关注应如何有效地部署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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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形资产的日益突显使得提高技能和能力的必要性变得更为紧迫。这种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形式对于那些拥有高度可移动性技能的持证人士来说或许妙不可言,但对于技能较差和不太了解数字技术的人则有些可怕。那些缺乏资源对无形资产进行必要投资的企业也可能被进一步抛离。因此如果管理不善,非物质化的经济有可能成为不平等的成因。

之前有一项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发现那些“超级明星”企业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包括旨在提高其员工的技能和能力的大笔支出。比如亚马逊早在2019年就宣布计划在六年内花费7亿美元对其10万名员工进行再培训,而包括谷歌和IBM等其他科技巨头也制定了类似的计划。

但是收入和利润日益集中于一小部分成功企业有可能拉大收入和财富差距。那些无形资产较重的超级明星企业往往雇用更少但技能和收入更高的劳动者,而这些人通常比数字化程度较低企业的员工更具生产力。如果这些超级明星公司进一步领先,那么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就劳动报酬所占的百分比——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这并不是说那些成功的无形资产型企业应该受到限制,不得进一步扩张或培训自身员工。这些企业是创新和高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也具备巨大的动力去继续投资于无形资产。相反企业和政府应该尽其所能地传播那些可以为更多个人和企业在数字经济中开辟机会的技能。

这就涉及到了极其庞大的价值。鉴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体现了出无形资产投资和总增加值增长之间的相关性,高管和政策制定者应当自问:要实现无形资产所代表的机会需要些什么?如果再有10%的企业能在无形资产投资和总增加值增长方面达到与最高增长者相同的份额,这就将额外产生1万亿美元的总增加值,相当于经合组织经济体各部门都出现2.7%增长。

政府可以在重新培养技能和确保构建正确的知识基础设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意味着要关注教育、互联网和其他通信技术、还有城市规划和公共科学支出。

数字化、非物质化的经济已然到来,而其传播也是不可阻挡的,对此我们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能以一种有利于多数人而非一小撮人的方式来管理这一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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