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流亡记者是保护民主的前提

伦敦——“外国代理人”、“不受欢迎者”、“极端分子”。对成千上万名试图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的独立记者而言，上述词汇有可能改变其生活。

今年4月，BBC驻俄记者伊利亚·巴拉巴诺夫被俄罗斯司法部定性为“外国特工”，并实际禁止其报道诸多层面的民众生活。此类定性显然扼杀了新闻自由，而且往往不过是开始而已。康斯坦丁·加波夫和谢尔盖·卡雷林于4月被捕且均被指控为已故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YouTube频道制作内容。此举表明，即使仅仅与一家被定性为“极端”的媒体相关，也足以招致监禁。

巴拉巴诺夫其后离开俄罗斯，而且，他并不是唯一离开的人。在残酷的国家压力下，俄各地独立新闻媒体都在关门。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两年多后，俄记者正在开始新流亡生活。目前，至少有 93家媒体迁至国外运营。

白俄罗斯记者同样面临严峻的现实。国有媒体由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掌控。那些供职于任何剩余独立媒体的记者均无一例外面临审查、暴力和逮捕。继2020和2021年白俄罗斯民主抗议运动遭到镇压后，该国多数独立媒体已迁移至波兰和立陶宛继续运营。

上述令人担忧的趋势绝非仅限于东欧。日益严重的威权主义、冲突和对新闻自由所造成的威胁正迫使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记者逃离他们的祖国。据记者保护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0~2023年间，寻求迁移支持的记者人数增长了227%，其中多数来自于阿富汗、伊朗和尼加拉瓜等地。

许多流亡记者专注于在新东道国恢复工作。随着今年全球半数人口前往投票站，上述记者身处独特地位能对国家资助的宣传攻势提供真实的反叙事。同时，在无须像国内同行那么担心报复的情况下，报道选举舞弊、腐败和侵犯人权等行为。他们还充当难民群体的生命线，在提供国内关键信息的同时，为移民同胞提供平台表达他们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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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经出现了若干令人鼓舞的实例。在萨尔瓦多2月大选前夕，总部位于哥斯达黎加的流亡媒体 El Faro揭露了诸多涉及选举行为不当、选区划分不公、公共资金滥用以及对侨民投票监督不力等诸多案例。总部同样位于里加的俄罗斯媒体Meduza报道了克里姆林宫利用电子投票终端向公务员施压，要求其在3月总统大选中投票的行为。

逃离专制政权的记者在东道国同样面临着无数挑战。仅注册并重新启动运营往往就需遵守复杂的认证法律法规。即使成功恢复，因为他们的网站和应用程序遭屏蔽且虚拟专用网络（VPNs）越来越不可靠，争取和保持国内受众的信任也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此外，外籍媒体在其祖国仍然保留有消息来源、自由职业者和员工，这些人的安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因为他们与“被污染的”机构有联系。

离开者不仅面临逃离祖国和适应陌生环境的压力，还面临滥用国际法律机制、引渡令及网络或知识产权法的“法律战攻击”，从而导致其试图逃离的专制政权仍对他们触手可及。

上述将限制媒体自由的法律武器化构成了某种逐步演变的威胁。汤森路透基金会与哥伦比亚大学托尔（Tow）数字新闻中心合作，于2023年对来自106个国家的近500名记者展开了一项调查，发现近50%的记者面临包括诽谤、间谍、网络中伤、金融犯罪和恐怖主义指控等法律威胁。

流亡媒体往往缺乏在新司法辖区为自身辩护的必要金融资源或法律知识，因此尤其容易受到此类攻击。例如，萨尔瓦多政府已针对El Faro展开了反洗钱调查，该策略与危地马拉监禁报纸 elPeriódico创办人兼编辑何塞·卢本·萨莫拉（ José Rubén Zamora）的方法类似，后者已于2023年5月被迫关闭 。

从黑客攻击到监视活动再到在线网络骚扰等类似的跨国活动均属网络攻击。自2月报道纳瓦尔尼之死后，Meduza 就面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网络攻击。攻击瘫痪了Meduza网站，屏蔽了其镜像服务器，破坏其众筹渠道并导致其记者账户遭到入侵。

纵观汤森路透基金会40年来协助独立媒体建立应对此类生存威胁的运营和法律适应性的历史，我们从未目睹过规模如此之大的支持之需。随着从南苏丹到委内瑞拉的流亡新闻媒体准备报道其国内选举，我们也在扩大我们的行动，其他人也应当做同样的事。媒体组织有集体责任打击这些正在世界各地造成民主倒退的对于言论自由的恶意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