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共同点

布鲁塞尔——在伊曼纽尔·马克龙于2017年5月当选法国总统后，全球精英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民粹主义浪潮，他们自我安慰，终于已经水满则溢。选民们已经恢复了理智。在第二轮选举中由两名主要候选人直接对峙的选举制度的帮助下，“沉默的大多数”终于在决选阶段团结在中间派候选人的周围。

但现在我们又有巴西的总统选举，浑身散发着专治、反建制和反其他倾向的教科书式的民粹主义者贾伊尔·波索那罗在第二轮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让民粹主义外来者与最后的主流候选人在决选阶段对抗的两轮选举制度显然并不能保证中间派能够坚守阵地。

意大利今年早些时候的选举也反映出类似的教训。该国的选举规则已经进行过改革，从而为比例代表制增添了某种多数主义元素，目的是鼓励主流政党之间建立选前联盟。上述举措取得的效果却截然相反，导致了民粹主义左翼和右翼的权力联盟。看来选举工程不仅无法有效地打击极端主义威胁；而且可能产生出乎意料且适得其反的后果。

看来遏制民粹主义需要的不仅仅是微调选举制度。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要针对选民对主流政客和党派的基本不满来解决问题。

遗憾的是，对这些不满属于何种性质几乎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也就谈不上就如何响应达成共识。

有一种观点自然受到经济学家的青睐，那就是经济不满才是民粹主义反叛的源头。意大利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生产率增长停滞，而失业——特别是青年失业——已经上升到了毁灭性的水平。巴西近年来已经习惯了快速增长的经济状况，却在2015到2016年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经济衰退，2018年看来又将成为一个惨淡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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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用这种模式来解释美国却很难解释得通。到2016年大选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时，美国经济已经连续六年实现了扩张。这提示人们，民粹主义不仅仅关乎经济增长。它同样关乎分配，意大利和巴西也存在同样的状况。同时它还关乎经济不安全感：就连那些现在受益的人也怀疑其自身——及其子女——未来能否继续得到好处。

尽管如此，蓬勃发展的美国经济至少应当让那些赞成用狭隘的经济因素来解读当前民粹主义浪潮的人停下来想一想。

另外一种解释是，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被视为对所谓威胁的回应，这种威胁既是政治上的又是经济上的，从所谓外人到主流文化群体全部涵盖其中。对于像萨尔维尼这样的意大利民粹主义分子来讲这指的是移民，主要是来自非洲的黝黑肤色的民众，他们的外人身份一眼就看得清。而在波索那罗看来这指的是少数族裔、女性和挑战白人工薪阶层霸权的其他团体。特朗普同时表现出这两种倾向，他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声称，中东恐怖分子混在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和庇护寻求者之中，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其阵营种族、宗教和反女权主义的敌意。

但实际选举行为并不是沿着预测的界限区分得丝毫不差。波索那罗出人意料地赢得了黑人选民的支持。特朗普在臭名昭著的“走近好莱坞”录像带发布不久后举行的选举中得到了众多女性的支持，而特朗普在录像中吹嘘自己犯下各式各样的性侵丑闻。

因此，将这些新贵政治家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的一定是另外某种因素。事实上，政治进程腐败所引发的反感是一种主要因素。选民们被政治局外人所吸引——越独裁吸引力越大——因为他们承诺要“放干这片沼泽”。特朗普和波索那罗的魅力就在于此，他们承诺以一切必要的手段清理各自的国内“乱象”。历任主流联盟的腐败和低效，再加上局外人做得更好的承诺，无论实际可信与否，同样都激励了意大利右翼联盟党及左翼五星运动的支持者。

不幸的是，选民们无法衡量谁是真心实意地要铲除腐败。通过将这项任务交给有独裁倾向的领导者，他们授权这位领袖单纯用自己的亲信取代主流政客来扩充沼泽而不是放干它。我们已经在美国目睹了这样的趋势。我们即将在意大利和巴西再次看到它。

选民们将以一种痛苦的方式学到威权主义会加剧而非减轻腐败，因为它撤销了对那些拉动权力杠杆者的体制制衡。一旦他们看清了这一点，很有可能会再给主流政治家和民主进程一次机会。不幸的是，政治制度和民间社会在此期间有可能会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