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保护主义世界中的经济发展

发自芝加哥——随着中国、欧洲和日本日益对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可能引发的贸易战感到担忧，人们也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想一下。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在农业之外扩张经济以实现中等收入水平的行之有效做法就是发展低技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那么它们如今又该如何发展呢？

这些国家的前景或许会比预期中要好，尤其是在选择了另一些发展道路的情况下。过去穷国能通过制造业出口实现发展是因为国外需求使它们的生产者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同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意味着即使工资较低也能吸引低技能工人进厂工作。尽管工人的相对生产率较低，但这种规模和低劳动力成本的组合使这些国家的产品具备全球竞争力。

随着企业从出口中获利，它们会投资购买更好的设备以提高工人生产力。随着工资上涨，工人能够给予自己和孩子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企业也缴纳更多税款，使政府能够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和服务。企业可以接着生产更复杂、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这解释了中国为何能在短短四十年间从零部件组装发展到生产世界领先的电动汽车。

但如果现在去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手机组装厂参观就不难发现这条路为什么越来越难走了。一排排工人不再将零件焊接到主板上，因为微电路已经精细到无法用手工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由熟练工人操作的机器设备，而非熟练工人主要负责在机器之间搬运零件或保持工厂清洁——这些工作也会很快实现自动化。一排排工人缝制衣服或鞋子的工厂也越来越少见。

发展中国家的自动化具有多种影响。首先，现在制造业每单位产出的用工量——尤其是非熟练工人——更少。过去一些发展中国家向着更复杂制造业稳步迈进并将技术含量较低的制造业留给那些刚刚走上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道路的较贫穷国家。但如今中国这类国家拥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去从事各类制造业。中国低技能工人正在与孟加拉国同行竞争纺织品生产，而中国的博士们则与德国同行比拼电动汽车生产。

此外，鉴于劳动力在制造业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各个工业化国家开始相信它们可以恢复自身在该领域的竞争力。它们已经拥有能够操作机器的技术工人，因此正在提高保护主义壁垒以便将生产重新移回本国。当然主要的政治动机是为那些被时代抛弃的高中学历工人创造更多高薪工作，但自动化导致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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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自动化和中国等老牌竞争者的持续竞争以及新保护主义等趋势已经使得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穷国更难实现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增长。因此虽然贸易战将损害其商品出口，但不会像过去那样令人担忧。而如果迫使发展中国家更努力地寻找替代路径，甚至可能带来一线希望。

这条道路可以通过高技能服务出口铺就。2023年全球服务贸易（排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扩张率为5%，而商品贸易则萎缩了1.2%。新冠疫情期间的技术进步使远程办公成为可能，商业惯例和礼仪的改变也大大降低了实体办公的需求。因此跨国企业可以且确实正在从世界各地为客户提供服务。在印度，从摩根大通到高通的跨国企业都在招聘有才华的毕业生进入它们的全球能力中心（global capability center）。工程师、建筑师、顾问和律师在这些中心里设计产品、拟定合同、打造内容和编写软件并将其嵌入到全球销售的制成品和服务中。

鉴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工资差异，每个发展中国家都会存在一小群可以从技术出口服务中获利的高技术精英。会英语（或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工人可能特别有优势，即使只有少数人具备这些能力，这类工作也能比低技能制造组装创造更多的国内价值，从而为国家外汇收入做出巨大贡献。

此外，每个高薪服务从业者可以通过自身消费创造当地就业机会。随着出租车司机、水管工和服务员等技能要求不高的服务人员找到稳定工作，他们不仅能够满足精英阶层的消费需求，还能满足彼此的需求。高技能服务出口只是更广泛就业增长和城市化的序曲。

然而所有就业增长都需要提高国家劳动力储备的质量。一些“最后一公里”的培训与升级可以很快完成；只要工程专业毕业生们具备其领域的基本知识，他们就可以接受潜在跨国雇主所需的先进设计软件培训。但从中期来看大多数国家需要在营养、健康和教育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以提升其人力资本。

幸运的是，这些投资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有了正确的、适合发展的政策，政府可以大大提高全民的学习和健康水平。这可能意味着雇用更多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从事日托工作，帮助孩子们从小就学习基本的识字和算术；或者培训更多的“赤脚”医生，让他们能够识别基本疾病、开药方，或在必要时转诊给合资格的医生。

发展中国家无需放弃制造业，但必须探索其他发展途径。它们不应通过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个行业，而应投资于一些对所有工作都至关重要的技能。

服务业尤其值得探索，因为发达经济体不太可能针对服务业设置保护主义壁垒。作为2023年的几个世界最大服务出口方，欧盟、美国和英国将会在该领域的贸易战中损失惨重。如果全球服务竞争影响到它们自己的劳动力，那么医生、律师、银行家、顾问和其他高收入专业人士就会首当其冲，这意味着这些服务的发达国家消费者将从中受益，甚至还可能借此减少国内收入不平等。这些结果本身就很值得。

拉古兰·G·拉贾，曾于2013~2016年间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

席经济学家，现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与罗西特·兰姆巴（Roh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