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理喻的美国财政保守派

发自剑桥——美国政府债务的长期可持续性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原因并不是人为制造的债务上限危机——该危机已经在5月底得到解决，当时距离美国财政部资金耗尽仅剩几天。相反，人们再次仔细审视这个问题的背后动力来自于过去一年中利率的快速上升。

只要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保持在近零水平，联邦政府就可以继续借贷。但是美国国债利息支出的激增及其在2023和2024年进一步增加的预期已经成为了一个财政政策强力制约因素。虽然2021~2022年的通货膨胀激增改善了美国的债务相对GDP比率，但国债实际利息支出的上升几成定局，且眼下通胀正在降温。

从广义上讲审慎的财政政策基于两个指导原则。首先它应当是反周期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增加支出（或减税）来刺激经济以应对经济衰退，同时在经济繁荣时限制支出（或加税）。第二条原则强调长期可持续性：债务的增长速度应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债务相对GDP的比率就会下降。

虽然美国的财政政策通常是反周期的，但仍存在改进空间。小布什政府在2008年和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都正确地增加了支出以应对经济大衰退，只是这些努力——在民主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后遭到削减——并不足以使经济迅速反弹。直到2018年5月失业率才最终降至4%以下。

同样，2020年的特朗普政府和2021年的拜登政府都正确地增加了政府开支以抵消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但这一次政策制定者反应过度了：虽然失业率在2021年12月回落到了4%以下，但过度的财政扩张助长了过去两年的通胀飙升。尽管如此，美国的财政政策至少还是对过往两次经济衰退做出了迅速有效的应对。

然而当涉及到可持续性时美国的财政政策却得分不高。人们往往容易在短期波动时忽视长期的发展轨迹。公共债务相对GDP的比率在二战结束时达到顶峰后逐渐下降，直到1980年代里根减税政策导致创纪录赤字后方才停止。从那时起债务相对GDP的比率稳步上升，并在2020年时几近达到1946年的记录。这一趋势只有在1996~2000年期间克林顿总统治下才得到暂时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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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预测表明，随着美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推动强制性支出的增加，债务比率将继续上升。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报告，社会保障支出将从2022年相当于GDP的4.8%上升到2033年的6%，医疗保险支出将从相当于GDP2.8%上升到4.1%。报告预测债务相对GDP比率将在十年内打破1946年的记录，从2023年相当于GDP的98%攀升至2033年的118%。鉴于利息成本和强制性支出预计将超过经济增长，预计到2053年联邦债务将达到GDP的195%。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就在最近一次演讲中令人信服地论证说美国的债务发展轨迹实际上可能会更糟。

人们可能会天真地认为那些强烈反对提高债务上限的自谓极端保守派人士会有可行的建议来消灭联邦赤字和恢复债务可持续性。毕竟这就是财政保守主义的字面意义。但美国的财政保守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理喻的生物，至少在共和党内是这样。

极端保守派共和党人声称他们希望通过削减联邦开支而非社会保障、老年医疗保健和某些医疗保健计划来平衡预算。今年2月美国众议员玛乔里·泰勒·格林尼（Marjorie Taylor Greene）打断了拜登的国情咨文演讲，称总统是个“骗子”。而激怒她的似乎是有人暗示国会共和党人支持削减社会保障或老年医疗保健。

极端保守派似乎不明白的是权益支出约占所有政府支出的一半，而且还在稳步增加。2022年强制性支出占据了联邦支出的49%，如果包含农产品价格支持和其他收入支持项目则为63%。此外保守派主张增加军事开支。假设政府继续为其债务支付利息，那利息支出和国防支出的组合占政府支出的另外1/5并且可能会增加（退伍军人的福利不属于应享权益或军事支出）。

当然极端保守派也希望保持低税率。这些条件综合起来意味着共和党人打算削减联邦预算的其余部分。但是非国防性的可支配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的16%。这显然不足以平衡联邦预算。

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联邦预算赤字为1.4万亿美元，而非国防可支配支出在2023年预计总额为0.9万亿美元。此外削减所有非国防性可支配支出意味着取消空中交通管制、执法、移民管控、国家公园和气象服务。但即使在一个我们可以实施这些削减的世界里这些算法也根本无法成立。

为了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措施减缓权益支出的增长，特别是社会保障。他们还必须在提高一些税收的同时进行改革以使税收制度更加高效和公平。这需要向美国国税局提供履行其职责所需的运作资金。

这种方法符合国会共和党人声称代表的财政保守主义原则。但不幸的是共和党人真正代表的东西——不合情理的开支削减，目标不明的减税，以及除非削减国税局运作预算否则将美国推向违约的空洞威胁——只会让长期财政前景变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