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以往更加重要的高品质新闻业

发自纽约——尽管新闻消费在新冠疫情期间激增，但此后订阅量却下降了，世界各地的新闻机构纷纷裁减记者甚至关门大吉。而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坏消息。

我们在最新发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报中重点介绍了近期的一些研究，它们表明高质量的信息对于经济、社会和民主的良好运行是多么重要。针对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的新研究用严谨的方法证实了记者们早已熟知的事实：他们的工作对民主规范、公民参与、政府和企业问责有着积极的影响。通过建立社会信任和推动人权，严肃可信的报道也有助于经济表现和可持续发展。

重申了信息作为公共产品——人人都能从中受益且没人被排除在外——重要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温得和克+30 宣言》是以非洲、印度、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大量研究为基础的。这份文献表明即使在错误和虚假信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高质量的新闻和新闻业也能提升问责和反应能力。而事实核查确实可以抗衡目前充斥世界各地社会的谎言和歪曲行为。

此外在传播准确、可信的新闻方面，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仍然比社交媒体更有效。虽然科技可以促进良好信息的传播，但目前却适得其反。大型数字平台经常以用户对其他类别内容更感兴趣为借口将新闻降级。但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自2020年以来各平台的新闻消费保持稳定（至少在美国）。而随着今年参加选举投票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对高质量报道的需求也从未像现在这般强烈。

每个人——即使是那些本身并不投资新闻业的人——都能从那些值得信赖和有用信息的调查、整理和传播中获益。但即使有热心公益的慈善家、援助组织、媒体企业和政府的帮助，自由市场也不可能充分提供这种公益服务。在许多市场中他们的支持都是不够的。

政府尤其有责任确保提供公共产品。支持高质量的新闻业需要保护言论自由和“告知权”的法律制度，但这是不够的。记者要完成其工作还必须有法律和执行机制来确保获取信息的权利：“知情权”。虽然许多国家已经通过了此类法律，但执行的却很少。公共机构即使勉为其难去对信息申请作出回应，也往往会出现长时间的拖延和大量的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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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是媒体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需要得到持续的支持，但较小的媒体和那些针对服务不足地区的媒体也同样需要支持。一些可以支持新闻业的有前景想法包括提供专项资金或税收减免（如工资所得税抵扣或有针对性的增值税减免）以及发行新闻订阅券。在新冠疫情期间各国政府都推出了不同形式的此类政策，从而催生了可供当前效仿的多种模式。

另一个关键步骤是确保记者获得适当的工作报酬。大型科技企业（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大多数人工智能平台的所有者）依赖新闻媒体来吸引用户并改进其产品。但由于科技企业本身并不生产新闻，如果没有记者来提供内容它们也就无法满足用户对高质量新闻和搜索结果的需求。然而长期以来科技企业在使用记者制作的内容时并没有提供多少（甚至没有）报酬，从而剥夺了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广告。这种循环正在破坏媒体和我们社会赖以生存的信息生态系统。

许多国家通过投资独立的公共广播事业来帮助维持高质量的新闻业。健康的公共广播机构能够建立社会信任并产生重要的外溢效益：竞争迫使私营媒体公司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促进公共广播发展的体制架构是人所共知的；需要的其实是建立必要框架的政治意愿。

经济学的一个普遍原则就是公共产品必定会在缺乏公共支持的情况下供不应求。不幸的是尽管严谨的学术研究证明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但高质量的新闻业正迅速成为这一原则的头号例证。新闻业的商业模式正受到人工智能崛起和技术垄断力量的威胁，这些技术垄断者在发布新闻时不支付合理的价格，而这种情况恰恰又与错误、虚假信息和政治两极分化状况不断放大新闻业衰落危机的同时发生。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日益感到民主正在衰落。扭转这一局面的重要一步就是立即开始加强对高质量新闻业的支持。无所作为的代价可以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