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的效仿呼唤新规则

发自剑桥——人们普遍认为美中关系紧张是两国之间巨大差异的不可避免结果。美国拥有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政府则牢牢把握着经济船舵。尽管存在种种缺点，但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中国则是个容不下任何政治挑战的一党制政权。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实力正威胁着前者的霸权。

尽管上述这些都是事实，但许多美中冲突都源自于两国日益增长的共同之处。美国的相对衰落使其不安全感日益增加，促使其采取各类新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这些政策让人联想起中国实行了数十年的那些，也就是优先考虑国家经济实力和复兴而不是实现一个开放、“自由 ”的全球经济的要求。矛盾的是，随着美国效仿那些对中国颇有助益的战略，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也成倍增加。

尽管中国在 1978 年后转向市场并大幅开放了经济，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它们是国家复苏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重建中国的大国地位。因此中国依照自己的规则去参与全球化游戏，在利用外部市场的同时保护和促进本国产业。国家从不吝啬介入并补贴那些它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国家安全角度）。

我曾听过一位中国政策制定者将这一战略形容为 “打开窗户但安上纱窗”。中国经济将获得新鲜空气——外国技术、全球市场准入和关键投入品——但同时也将那些有害因素拒之门外，比如破坏稳定的短期资本流动、可能损害其新兴产业能力的过度竞争，或对政府产业政策执行能力的限制。

中国的惊人经济增长最终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因为它为其他国家的企业和投资者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此外中国的绿色产业政策拉低了太阳能和风能的价格，为全球低碳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国家自然也会对中国的干预主义和重商主义做法有所抱怨。最重要的是中国出口的快速扩张——即所谓的“中国冲击”——在经济和社会上对西方经济体中遭受重创的制造业社区和落后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为特朗普等右翼独裁民粹主义者的最终崛起创造了肥沃的土壤。但只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是由消费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逻辑所驱动，这些影响就不会对对华关系造成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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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许多知识界和政策精英认为西方和中国的经济操作是互补和相互支撑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莫里茨·舒拉利克（Moritz Schularick）创造了“中美国”（Chinamerica）一词来描述这种表面上的共生关系：中国补贴其工业，而西方则乐于消费中国提供的廉价商品。由于这种观念在西方盛行，失利的工人和社区得不到什么帮助或同情；他们被告知要重新接受培训并搬到就业机会更多的地方去。

但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好工作的消失、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重要战略产业对外依赖性的增加所带来的问题已变得不容忽视。美国政策制定者开始更加关注经济的生产方面，首先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随后在乔·拜登（Joe Biden）接手后变得更加系统化，拜登政府采纳了一套不同的优先事项，倾向于中产阶级、供应链韧性和绿色投资。

新战略围绕的产业政策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那些并无太大区别：新技术和先进制造活动得到补贴，可再生技术和清洁工业也不例外。本地供应商和国产零部件受到鼓励，而外国生产商则遭到歧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受到严格审查。根据“小庭院、高围墙”理论，美国试图限制中国获得那些被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

倘若这些政策能成功使美国社会更加繁荣、团结和安全，那么世界其他国家也将从中受益——正如中国的产业政策通过扩大本国市场和降低可再生能源价格使其贸易伙伴受益一样。因此这些新政策和新优先事项并不意味着美中冲突必须加深；但它们确实需要一套新的规则来管理两国关系。

良好的第一步是双方都卸下面具，承认各自做法的相似性。美国继续批评中国推行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违反“自由”国际秩序准则，而中国政策制定者则指责美国背弃全球化和对中国发动经济战。双方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意味：中国在敞开的窗户上装上了纱窗，而美国则在小院四周围上了高高的篱笆。

第二个重要步骤是提高政策目标的透明度并加强沟通。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中，许多针对国家经济福祉以及国内社会和环境优先事项的政策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作用。贸易伙伴们需要在各国采取产业政策来解决重要市场失灵问题时给予宽容和理解，并将此类措施与那些明显以邻为壑的措施区分开来（也就是这些措施在本国产生利益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

第三，必须确保那些限制性国家安全政策是目标明确的。美国将其出口管制定义为针对 “一小部分”引发“直接”国家安全关切的先进技术的“精心定制”措施。这些自我标榜的限制措施值得称赞，但对半导体的实际政策是否符合这一描述以及其他措施可能是什么样子还存在疑问。此外美国经常会用过于宽泛的术语来定义其国家安全。

美国将继续把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安全放在首位，而中国也不会放弃其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合作不会成为当今的主流。但如果两国都认识到自身政策既不会有太大差异，也不一定会对对方造成伤害，那么合作可能会变得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