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葬中美贸易协议

芝加哥—两年前，为了结束不断加深的贸易战，美国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其中中国承诺在 2020 年和 2021 年，相对于 2017 年的水平增加购买价值 2000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这意味着两年期间的总采购承诺为 5024 亿美元。最终，中国只购买了它承诺购买的美国出口产品的 57%，或2888 亿美元，而并没有增加购买 2000 亿美元。

但这种不足，绝不是失败，而应该值得庆祝。这是因为，所谓的“第一阶段”协议能够得到全面实施的唯一方法是中国动用长期困扰着想在华营商的美国企业的非市场工具。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在2018 年发动贸易战，目的是迫使中国停止盗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停止对“战略”部门提供补贴，以及在总体上停止使用伤害了美国企业的不透明的监管措施。 2020年1月，在重创中美贸易的多轮互相上调关税后，两国达成了包含中国采购承诺在内的和解。

尽管该协议规定了中国应购买的不同美国产品的数量，但并未规定中国降低进口关税或要求中国对最初刺激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问题做出任何法律和监管调整。相反，这些问题要在随后的几轮谈判中得到解决，大概是在中国通过履行购买义务来表明其监管改革承诺之后。

但是，在没有任何降低关税或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承诺的情况下，中国只能通过再次诉诸不透明的监管措施来履行其在第一阶段协议下的承诺——只不过这次是有利于美国出口商，并限它们的竞争对手。例如，中国当局可以命令国有企业购买美国商品，或者向私人进口商明确表示如果他们可以支持“国家政策”，也这样做，就能获得收益。官员们还可以命令海关和卫生检查员优先考虑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商品。

在短期内，这些措施会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使美国公司受益，但它们的长期成本将是巨大的。这些措施将加剧中国依赖非市场机制支持其政治和经济目标，从而让中国市场公平竞争的前景变得更加遥远。更重要的是，经济胁迫——即使对美国有利——终究是胁迫，让人回想起中国历史上一段黑暗时期——英国曾使用类似的强硬手段向中国出售更多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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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即使加倍加强国家控制只是短期权宜之计，是长期战略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决策者会在未来更加致力于消除国家控制。这就像告诉酒鬼，清醒之路上的第一步就是多喝酒。

毫不奇怪，中国更喜欢一宗能够加强国家控制，并暂时消除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美国压力的协议。美国公司可能认为，根据采购协议，它们将得益于 2021 年底到期的优惠待遇，但当国家控制再次被用来针对它们时，它们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

日本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实施了许多早该进行的结构性改革，部分原因是来自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的压力。但第一阶段协议意味着美国的压力不可能促使中国政府进行与贸易相关的结构性改革。中国消费者和私营企业将因此遭受损失。

因此，我们应该庆祝这个有缺陷的贸易协议没有得到充分执行。但下一步应该是什么？

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更高关税的主要输家是依赖中国投入品的美国消费者和公司。四项独立的研究表明，美国人以更高的价格的形式，几乎承担了这些关税的全部成本。但总统拜登决定保留特朗普的关税，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美国的贸易政策是否关心美国消费者的福利，还是贸易政策主要是出于提高企业利润的需要。

拜登政府应该迫切寻求解决这一贸易政策失衡，对华采取互相降低关税的政策。美国通胀直冲四十年高位，尽快结束这场伤害性战争应该成为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