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经济学

发自劳德代尔堡——在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加剧正在许多国家助长两极分化、破坏社会凝聚力之时，史上最大的选举年正徐徐展开。平均收入水平和整体经济表现似乎并无太大起色；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差不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且日益转化为对经济和社会进步构成要素的截然不同看法。这都使治理变得困难，而“困难”已经是此处可以用到的最好词汇了。

如果正式治理机制受到看似难以解决的政治两极化的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诸如改善机会平等、建设可持续经济以及提供关键公共产品重大挑战？其中一个答案就是慈善事业。

慈善一度被认为是少数富人的专利，如今却已蔚然成风。众筹平台让小捐助者能够支持各类人群和项目，而收入水平各异的志愿者则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慈善组织中。但如果财富在收入分配的顶端迅速积累，那么动员最富有的群体来资助有利于大众的项目就很有意义。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就为这种慈善事业提供了一个典范：由他担任联席主席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对从全球健康到可持续性发展的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型投资者在基础研究领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这——依据成果的分享和使用方式——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慈善事业。

在1970年代70%以上的基础非专利研究资金来自政府。随着商业和慈善资助的增加，这一比例稳步下降。在美国的数字技术研究——尤其是人工智能研究——方面政府仅占融资总额的1/3。其余资金来自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1/3）以及慈善家和慈善组织（剩余1/3）。

换句话说目前基础研究资金的2/3来自私营部门，而且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开源和开放获取的，也有许多被用于人工智能等变革性技术。这种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做法其实是有先例的。在AT&T公司遭反垄断行动拆分之前，该公司旗下的贝尔实验室负责了从晶体管到光伏电池的一系列关键创新。而在监管机构试图确定如何才能最好地对大型科技企业予以监管的当下，贝尔实验室的命运也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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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通常被视为个人同理心的表达，但它远比这更复杂。事实上慈善事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由一系列考虑因素和激励措施（包括直接财务激励）所塑造。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慈善捐赠可通过免税来鼓励。但其他好处——比如慈善家所获得的声誉——也具备相当大的影响力。

正如乔纳森·K·尼尔森（Jonathan K. Nelson）和理查德·J·泽克豪泽（Richard J. Zeckhauser）在2008年出版的《赞助人的回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的显眼佣金》（The Patron’s Payoff: Conspicuous Commissions in Italian Renaissance Art）一书中所述，这一点在十五世纪和当今都是一样的。当时意大利的富人们希望在推动艺术发展的同时——也在较小程度上——推动科学的发展；彰显他们的财富和得以创造这些财富的成就；在由天主教会主导的社会中展现自己的虔诚。

教会为富人们提供了实现所有这些目标的方法：它建造了大教堂并在教堂中殿周围设置了许多小礼拜堂，然后把装饰和命名小礼拜堂的权利出售给那些有钱的家族，这些家族会委托伟大的艺术家创作绘画、壁画和雕塑。这样一来教会获得了资金，艺术得以繁荣，富人们推进了他们的慈善议程，提升了自身声誉，甚至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永生。

这种经验凸显了信号机制、网络和认可的重要性，它们不仅鼓励慈善活动，还指导慈善活动。比如一些顶尖大学的主要捐赠者会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建筑物和附在重大研究计划上，这是有原因的：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赞助人一样，他们希望在支持人类进步的同时提高个人地位，尤其是在他们所在意的网络中。正如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家们所主张的那样，获得认可——尤其是关于乐于助人的认可——是人类的基本愿望。

与大学一样，其他精英机构（如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交响乐团和歌剧院）吸引慈善捐赠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能确保捐赠者获得他们渴望的认可。但许多重要事业——包括为那些为生计而挣扎的人提供支持以及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机会——却缺乏类似的强大机制来吸引捐赠资金。

虽然慈善事业无法替代政府在卫生、教育、收入和财富分配等领域的行动，但它无疑能够在适当的激励措施下发挥重要作用。为此我们必须设计出能够给支持减贫和公共卫生等事业的捐赠者带来声誉和网络效益的体制。目前缺失的关键要素似乎是一个能够发挥受人尊敬的影响性投资者作用并构成信号机制核心的中介机构。

更根本的是，我们不应单纯为财富而喝彩。财富可以象征某种成就，但只有当财富被用于造福人类时，它才值得被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