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夹缝中的东盟

发自雅加达——最近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和随后在克什米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旅游会议凸显了两个集团言论之间的鲜明对比。二十国集团强调其“一个地球、一个家庭、一个未来”的口号，而七国集团的好斗态度则可以概括为“我们必须跟中国分开”。
 

对于东南亚联盟的成员国来说，虽然该地区可以借助生产和投资从中国到东盟国家的转移而获益，但中国经济和西方之间的全面经济脱钩也可能导致贸易转移、生产成本增加和长期福祉减少。

即使目前推动美国和欧洲经济与中国脱钩的努力似乎仅限于能源、半导体、信息和通信技术、采矿和矿产等部门，但是它预计将影响到包括机械、机械器具、电气元件和汽车的几乎所有行业。

鉴于东盟经济体对美国、欧盟、中国和东亚都存在同等的依赖，该集团必须保持中立，避免站队并加强合作。借助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集团成员国可以促进和平，孕育合作，同时增加与国际社会的接触。

在美国和中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东盟国家也必须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过去20年间东盟内部贸易占成员国贸易总额的比率一直停滞在22~23%左右。当然在此期间集团成员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也在增加。但东盟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在2000年至2022年间几乎没有增加，只是从6.4%增长到7.8%。

对于世纪之交以来东盟内部贸易的停滞有三种可能的解释。首先是该地区的浅层一体化模式。由于大多数东盟制造的产品是替代品而不是互补品，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增长范围本身就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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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和非关税措施可能成为贸易壁垒。虽然这些法规和程序旨在确保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但其设计和实施可能无意中阻碍贸易和投资。

最后，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东盟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区。集团成员国严重依赖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家的投资和技术。虽然该集团作为一个统一的集团运作，但它不是一个关税同盟，意味着成员国可以自行与其他国家或集团接触。这种灵活性使成员国能够谋求自身利益，寻求不同的伙伴关系和协议，同时保持东盟大集体的凝聚力和活力。

在这方面包括所有十个东盟国家、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是一个例子。该伙伴关系大概占据了全球GDP的1/3和世界贸易和投资总额的1/4，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目的是通过降低90%产品类别的关税来促进更大程度的贸易一体化。

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旧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则是另一个例子。自2018年以来四个东盟国家——新加坡、越南、文莱和马来西亚——加入了该协定，该协定约占全球GDP的13%，旨在降低98%产品类别的关税。

印太经济繁荣框架这个美国拜登政府于2022年5月发起的一个新成立集团也致力于促进区域伙伴关系。但该框架因具有排他性和分裂性而遭到批评。除了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七个东盟国家——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文莱——都加入了该框架，但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却被排除在外。

这种排斥可能会加剧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抵消现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好处。一些批评者认为印太经济繁荣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只是为了讨好美国选民而非实施有效政策使其成员受益。同样，来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贸易部长们最近齐聚底特律召开会议，讨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半导体和关键矿物等必需品供应链的措施。但他们达成的协议除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外还缺乏其他明确政策目标。

鉴于东盟国家无法与任何一方脱钩，中国和西方之间不断升级的竞争正使之处于一个艰难境地。在2000~2022年间该集团成员国与欧洲的贸易额增加了两倍多，从1105亿美元增加到3423亿美元。同样，东盟与美国的贸易从1351亿美元激增到4522亿美元。而在同一时期东盟对美出口从879亿美元增加到3567亿美元，几乎翻了两番。

与此同时东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在2022年达到9753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24倍，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在此期间增加了18倍，从222亿美元增加到4081亿美元。

此外东亚、美国和欧盟都是东盟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2021年东亚国家占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3%，而美国和欧盟则分别占22%和15%。

鉴于这些经济关系的深度，敦促东盟国家与中国脱钩一方面极其不公平，另一方面也是短视的，因为脱钩会削弱集团内部的贸易和经济发展，进而加剧整个地区的政治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