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华盛顿特区——在西方观察家眼里中国要么是个即将称霸全球的崛起中超级大国，要么是个濒临崩溃的脆弱国家。这些自相矛盾的看法都只放大了中国经济运行轨迹——科技繁荣与增长低迷并存——的其中一面。
而这种悖论其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数百万负责实现其宏伟愿景的共产党官员下达的指令。
在人们的印象里中国是一个由国家领导人精确发号施令的指令型经济体，但与此相反，真正通行的是我所谓“指令性即兴发挥”（directed improvisation）的逻辑。中央领导人释放出优先发展某些事项的信号，而中国庞大的官僚机构——包括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则根据各类政治动机去解读这些信号并采取行动。
习近平已向中国官员明确表示他希望自己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一个以“高质量发展”和“新优质生产力”（即高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由污染工业、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机组成的旧经济曾帮助中国从贫困线上跃升至中等收入水平，但习近平已经与之划清界限。他甚至看似对中国的过往增长模式不屑一顾，并将其与遭他排挤或监禁的政治对手和腐败下属联系在一起。
因此中国官员几乎没有采取大胆措施重振旧经济的动力：成功几乎无法让他们升官，而失败则可能断送其仕途。这有助于解释中央政府为何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反应冷淡。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在新冠疫情后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他们或许能恢复消费者的信心。但如今经济放缓不仅打击了消费者信心，也影响了人们的收入，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正面临裁员和减薪。
与此同时政府对先进技术产品生产的一味关注促使地方政府过度投资于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习近平青睐的行业。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和其他合著者表明在中央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新专利目标（一个关于创新的标准指标）之后地方官员通过鼓励申请垃圾专利来夸大数字，导致真正新颖的创新占比下降。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低生产率创新驱动”。
尽管中国在快速实现大规模产出方面极其高效，但这种做法却造成了严重浪费。电动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有450多家汽车厂，但其中有1/3只动用了不到20%的产能。最终这些生产商中的大多数可能会破产，致使整个行业围绕比亚迪等少数几个巨头进行整合。
不过这种做法也有好处。只要最终能催生出行业冠军，中央领导人就愿意容忍低效和浪费。地方政府也在使出浑身解数扶持新兴产业，从将风险投资与公共投资相结合到招徕因美国审查亚裔科学家而萌生去意的科研人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21年增加了2400多名科学家，而美国则出现了净流失。
从根本上说，官僚机构已经将共产主义式的“动员”（俗称“一窝蜂”运动）做法调整为服务于领导层的资本主义式目标。从前这一战略的目的是消费品出口，也使全球北方的家庭能够从中国激烈国内竞争中产生的廉价进口商品中获益。但自此之后这一战略被重新用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清洁能源这些美国和欧盟都决心通过产业政策来实现主导的行业。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那些最严厉批评习近平的人也不会反对他摆脱旧有增长模式、促进高科技创新的雄心，毕竟每个国家都渴望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新旧经济其实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如果旧经济衰退过快，那新经济的崛起就势必受到阻碍。这一点在房地产崩盘中已经显露无遗，它摧毁了就业岗位和家庭财富，导致消费者缩减开支。生产商因为被迫出口电动汽车等滞销产品，加剧了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紧张关系——这些国家都指责中国向其市场倾销过剩产能。
简而言之，中国新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并不足以很快取代旧经济。工业机器人和无人驾驶汽车等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机会减少也加剧了这一问题。生产力的提高往往只惠及那些受过技术教育的更年轻工人而不是年长的劳动者。
此外，向高科技经济转型通常需要强劲的GDP增长和健康的公共财政，好让政府能够投资于产业政策、对工人进行再培训并为落伍者建立社会安全网。如果缺乏这些支持，转型就有可能加深社会和经济的裂痕。
然而在经济不景气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中国正在加速向尖端技术转型。这种做法是现代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比如日本在1990年代面临长期经济停滞时就没有同时去加倍推进国家主导的创新驱动。
为确保结构转型能够成功，习近平必须强调支撑旧经济中不那么光鲜的部分以及为失业工人提供就业岗位或援助的重要性。如果缺乏这样的指导，官员们就将继续优先考虑那些会加剧与西方贸易紧张局势的行业而不是依然贡献了中国大部分经济增长的传统行业。
“中国峰值论”的说法未能把握住中国自相矛盾的发展轨迹。它只夸大了中国的脆弱性，大肆渲染中国领导人将实施军事冒险（而美国则必须予以反击）的恐惧。正如瑞安·哈斯（Ryan Hass）警告的那样，这有可能使相互对立的恶性循环升级。
那么中国是否正在衰落？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虽然GDP增长放缓，但中国正朝着一个绿色、高科技经济的方向发展，而且仍然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
但随着该国面临强劲的经济逆风且消费者勒紧裤腰带，投资者必须适应新的现实，而贸易伙伴们则要分散风险。
尽管如此，关于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预测还是言过其实了。回看历史，唯一能真正动摇该政权的事态发展就是高层出现权力真空。
发自华盛顿特区——在西方观察家眼里中国要么是个即将称霸全球的崛起中超级大国，要么是个濒临崩溃的脆弱国家。这些自相矛盾的看法都只放大了中国经济运行轨迹——科技繁荣与增长低迷并存——的其中一面。
而这种悖论其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数百万负责实现其宏伟愿景的共产党官员下达的指令。
在人们的印象里中国是一个由国家领导人精确发号施令的指令型经济体，但与此相反，真正通行的是我所谓“指令性即兴发挥”（directed improvisation）的逻辑。中央领导人释放出优先发展某些事项的信号，而中国庞大的官僚机构——包括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则根据各类政治动机去解读这些信号并采取行动。
习近平已向中国官员明确表示他希望自己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一个以“高质量发展”和“新优质生产力”（即高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由污染工业、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机组成的旧经济曾帮助中国从贫困线上跃升至中等收入水平，但习近平已经与之划清界限。他甚至看似对中国的过往增长模式不屑一顾，并将其与遭他排挤或监禁的政治对手和腐败下属联系在一起。
因此中国官员几乎没有采取大胆措施重振旧经济的动力：成功几乎无法让他们升官，而失败则可能断送其仕途。这有助于解释中央政府为何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反应冷淡。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在新冠疫情后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他们或许能恢复消费者的信心。但如今经济放缓不仅打击了消费者信心，也影响了人们的收入，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正面临裁员和减薪。
与此同时政府对先进技术产品生产的一味关注促使地方政府过度投资于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习近平青睐的行业。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和其他合著者表明在中央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新专利目标（一个关于创新的标准指标）之后地方官员通过鼓励申请垃圾专利来夸大数字，导致真正新颖的创新占比下降。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低生产率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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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在快速实现大规模产出方面极其高效，但这种做法却造成了严重浪费。电动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有450多家汽车厂，但其中有1/3只动用了不到20%的产能。最终这些生产商中的大多数可能会破产，致使整个行业围绕比亚迪等少数几个巨头进行整合。
不过这种做法也有好处。只要最终能催生出行业冠军，中央领导人就愿意容忍低效和浪费。地方政府也在使出浑身解数扶持新兴产业，从将风险投资与公共投资相结合到招徕因美国审查亚裔科学家而萌生去意的科研人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21年增加了2400多名科学家，而美国则出现了净流失。
从根本上说，官僚机构已经将共产主义式的“动员”（俗称“一窝蜂”运动）做法调整为服务于领导层的资本主义式目标。从前这一战略的目的是消费品出口，也使全球北方的家庭能够从中国激烈国内竞争中产生的廉价进口商品中获益。但自此之后这一战略被重新用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清洁能源这些美国和欧盟都决心通过产业政策来实现主导的行业。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那些最严厉批评习近平的人也不会反对他摆脱旧有增长模式、促进高科技创新的雄心，毕竟每个国家都渴望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新旧经济其实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如果旧经济衰退过快，那新经济的崛起就势必受到阻碍。这一点在房地产崩盘中已经显露无遗，它摧毁了就业岗位和家庭财富，导致消费者缩减开支。生产商因为被迫出口电动汽车等滞销产品，加剧了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紧张关系——这些国家都指责中国向其市场倾销过剩产能。
简而言之，中国新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并不足以很快取代旧经济。工业机器人和无人驾驶汽车等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机会减少也加剧了这一问题。生产力的提高往往只惠及那些受过技术教育的更年轻工人而不是年长的劳动者。
此外，向高科技经济转型通常需要强劲的GDP增长和健康的公共财政，好让政府能够投资于产业政策、对工人进行再培训并为落伍者建立社会安全网。如果缺乏这些支持，转型就有可能加深社会和经济的裂痕。
然而在经济不景气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中国正在加速向尖端技术转型。这种做法是现代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比如日本在1990年代面临长期经济停滞时就没有同时去加倍推进国家主导的创新驱动。
为确保结构转型能够成功，习近平必须强调支撑旧经济中不那么光鲜的部分以及为失业工人提供就业岗位或援助的重要性。如果缺乏这样的指导，官员们就将继续优先考虑那些会加剧与西方贸易紧张局势的行业而不是依然贡献了中国大部分经济增长的传统行业。
“中国峰值论”的说法未能把握住中国自相矛盾的发展轨迹。它只夸大了中国的脆弱性，大肆渲染中国领导人将实施军事冒险（而美国则必须予以反击）的恐惧。正如瑞安·哈斯（Ryan Hass）警告的那样，这有可能使相互对立的恶性循环升级。
那么中国是否正在衰落？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虽然GDP增长放缓，但中国正朝着一个绿色、高科技经济的方向发展，而且仍然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
但随着该国面临强劲的经济逆风且消费者勒紧裤腰带，投资者必须适应新的现实，而贸易伙伴们则要分散风险。
尽管如此，关于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预测还是言过其实了。回看历史，唯一能真正动摇该政权的事态发展就是高层出现权力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