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气候正义到气候责任

伦敦—许多人认为上个月的 COP27 气候会议是失败的，因为在去年 COP26 峰会上做出的承诺没有取得进展，也没有明确承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总体而言，COP 程序本身被批为不充分，也最终不可行，因为它依赖于所有各方的一致同意。

但 COP27 确实取得了一项显着突破：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世界发达经济体终于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损害”承担了部分责任。 在最终公报的官僚用语中，它们同意“建立新的资金安排，以帮助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损失和损害。” 一个由 24 个国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已经成立，确定新基金的融资、管理和分配方式。 他们的结论将于明年年底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的 COP28 峰会上公布。

然而，鉴于共和党很快将控制众议院，很难相信美国会在谈判桌上投入大量资金。 中国是否会成为主要贡献者也存在不确定性。 尽管它现在是主要的排放源，但联合国仍将其视为“发展中国家”。 最后，欧盟原则上接受对气候变化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应帮助承担成本，但它正在走向衰退，这很可能会限制欧洲人的贡献。

中国的参与尤为重要。 它不仅产生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排放量，它的贡献还被欧盟作为其自身参与的条件。 因此，英国前首相布朗警告说，我们最终可能会得到一个“没有资助者的基金”。

尽管这种危险真实存在，但它不应削弱各国政府在 COP27 上达成一致的重要性。 发达国家接受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责任为赔偿奠定了基础，也说明一定程度的责任，现在，这一责任将在世界各地的法庭上受到考验。 “气候正义”将从一个强有力的口号演变为一个现实的法律问题。 如果气候变化是过去和现在排放的结果，并且如果它正在推动极端天气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增加，那么这就意味着今年巴基斯坦的洪水和北非荒漠化蔓延可以归因于那些造成排放的人。

但是，究竟谁应该对此负责？ 发达国家的政府已经承认它们应被问责。 但是责任（responsibility），因此也意味着法律责任（liability），也可以归因于生产、销售，以及从造成排放的产品中获利的公司。 能源公司可以尝试辩解，直到 1980 年代和 90 年代，对于燃烧碳氢化合物对气候的不利影响都没有达成科学共识。 但从 1990 年代开始，这种辩解就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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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潜在责任时代始于大约 30 年前，当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开始进行可信的科学研究证据。 现在，真正承担气候责任的时代已经来临。 对于所涉及的公司——尤其是那些受发达经济体法律和政治决定约束的公司——这种责任是一种生存威胁。 它类似于解决烟草业与美国 46 位州检察长之间关于吸烟相关医疗费用责任的冲突的总和解协议。

但是，虽然烟草总和解要求公司在 25 年内支付总计 2060 亿美元，但气候变化及其相关成本要大得多。 风险是全球性的，而且还在增加，因为排放量继续增加。 事实上，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潜在的成本几乎无法计算。

可以肯定的是，将会有一场激烈的法律斗争。 但是，理论上，仅仅接受气候变化的全球成本的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就已经放出了瓶中精灵。 化石燃料公司及其投资者将无法声称他们没有受到警告。

诚然，COP27 让许多参与者和观察者感到失望。 不难理解气候科学家、活动家和其他人感到沮丧：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被忽视、生活成本危机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等更紧迫的问题正在挤走决策者和公众的注意力。 但现实情况是，COP27 可能会作为一个分水岭时刻被人们铭记。 发达国家终于接受了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损害的一定程度的经济责任，那么更广泛的气候辩论从此将转向责任问题。 反过来，这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主要参与者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