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zzucato13_Erin Schaff-PoolGetty Images_trumpovalofficeangrystubborn Erin Schaff/Pool/Getty Images

资本主义的三重危机

发自伦敦—眼下资本主义正面临着至少三项主要危机。由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的健康危机已迅速引发了一场无法确知金融稳定性后果的经济危机,而这两者又发生在一场无法用“常规手段”来解决的气候危机大图景下。还记得两个月前新闻图片中还满是些疲惫不堪的消防员,而非不堪重负的医护人员。

这三重危机暴露了我们在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若干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在我们解决当前卫生紧急状况的同时妥善处理,否则我们就只是在一个地方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在其他地方创造新问题而已——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发生的状况。政策制定者向全球大量注入流动性,却未能将其引向良好的投资机会,最终这些钱还是回到了过往(且当前依然)无法服务于政策本意的金融部门。

而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则揭露出了更多的经济结构缺陷,尤其是零工经济的崛起和数十年来劳动者议价能力下降所导致的工作日益不稳定。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远程办公根本不是一种选项,尽管政府正在向有固定劳动合同者提供一些援助,但那些自雇人士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更糟糕的是,在私人债务额已达历史高位之时政府却计划放宽企业信贷。在美国,当前危机爆发之前的家庭债务总额为14.15万亿美元,比2008年(名义价值)高出1.5万亿。可别忘了当年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就是高额私人债务。

但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国家都实施了紧缩政策,似乎公共债务才是症结所在,结果却是腐蚀了我们赖以克服新型冠状病毒这类危机的各种公共机构。自2015年以来英国削减了10亿英镑(合12亿美元)的公共卫生预算,加大了实习医生的负担(其中许多已经完全脱离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并减少了确保患者能在安全、先进且人员配备齐全的医疗设施中接受治疗所需的长期性投资。而在美国这个公共卫生系统从来都拨款不足的国家,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努力削减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及其他重要机构的拨款和行政能力。

除了这些自残式的伤口之外,过度“金融化”的商业部门通过股票回购计划来奖励股东,从而从经济中抽走价值,而不是通过投资于研发,工资,和员工培训来夯实长期增长。家庭的财务缓冲能力因此耗尽,人们更加难以负担住房和教育等基本商品。

Subscribe to PS Digital
PS_Digital_1333x1000_Intro-Offer1

Subscribe to PS Digital

Access every new PS commentary, our entire On Point suite of subscriber-exclusive content – including Longer Reads, Insider Interviews, Big Picture/Big Question, and Say More – and the full PS archive.

Subscribe Now

由此而来的坏消息是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正在加剧以上所有问题,而好消息则是我们可以利用当前的紧急状态来着手建立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关键要做的不是要拖延或阻止政府的支持手段,而是要适当地加以安排。我们必须避免重蹈2008年后时期的覆辙:当时的救助计划使企业在危机结束后获得了更高的利润,但却未能为稳健而包容的复苏奠定基础。

因此本轮救援措施必须得附带条件。如今国家又回到了主导地位,它应当要扮演英雄的角色而非愣头愣脑的替罪羊,这意味着我们虽然要提供即时的解决方案,但要以长期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方式去设计它们。

我们可以为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设置条件。应要求接受救助的企业留住雇员,并确保一旦危机结束企业将投资于员工培训和改善工作条件。更好的做法是像丹麦一样,政府应该支持企业即便在雇员无法到岗的情况下也继续支付工资——这样既能让家庭继续有所收入,又能防止病毒传播,也使企业更容易在危机爆发后恢复生产。

此外,救助计划应旨在引导较大型企业去奖励价值创造而非抽取价值,防止股票回购行为,并鼓励针对可持续增长和减少碳足迹的投资。由美国众多大企业首脑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组织去年宣布将采用利益相关者价值模式,而今正是兑现其诺言的时候。如果这些美国企业还在犹豫不决,我们就应敦促其拿出切实行动来。

在家庭方面,政府应将眼光从贷款扩大到债务减免的可能性上,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私人债务水平很高的情况。至少应当允许借债者暂时停止还款直到眼前的经济危机得到解决,同时直接向那些处境艰难的家庭注入现金。

美国也应该像英国以及许多欧盟和亚洲国家一样,由政府作保来为那些陷入困境的企业支付员工工资的80%乃至全部。

而现在也是重新思考公私伙伴关系的时候了。以往这类安排所体现的更多是寄生性而非共生性,意味着开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努力可能会成为又一种单向寄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企业借助由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来生产产品,又将其反过来卖给公众来牟取厚利。事实上尽管美国纳税人已经在疫苗开发方面投入了巨额公共资金,但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却在最近承认:新开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治疗方案或疫苗可能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能负担得起的。

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创新方面——从人工智能到公共卫生再到可再生能源——投资更多的创业型国家。但正如这场危机所提醒的那样,我们还需要一个懂得如何进行谈判的国家,好让公共投资的收益能被回馈给公众。

一个杀手级病毒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内的主要弱点。既然各国政府目前都已处于战争状态,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去修复该系统。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没有机会抵抗第三个重大危机——一个越来越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星球——以及未来几十年间所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危机。

https://prosyn.org/T3IkeGt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