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债务思维的终结

发自剑桥——十多年来，众多经济学家——主要但不完全是左翼经济学家——都认为利用债务为政府支出融资的潜在好处远远超过任何相关成本。发达经济体可能遭受过度负债之苦的观点被广泛摒弃，而反对的声音往往被视为无稽之谈。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财政审慎的一贯坚定倡导者也开始支持高水平的债务融资刺激政策。

但这种魔法般的想法与高通胀和长期实际利率回归正常水平的严酷现实发生了冲突，致使风向在过去两年间发生了逆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位资深经济学家最近进行的一项重新评估凸显了这一显著转变。作者们预计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债务-收入比将在2028年升至GDP的120%，原因是其长期增长前景不断恶化。他们还指出随着借贷成本上升成为“新常态”，发达国家必须“逐步且有信誉地重建财政缓冲并确保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

这一全面而审慎的评估绝非危言耸听。然而就在不久前，任何关于财政审慎的建议都被许多左翼人士立马斥之为“紧缩”。例如，亚当·图兹（Adam Tooze）2018年出版的关于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果的书中就102次使用了这个词。

事实上高额公共债务负担可能产生问题的说法直到近期几乎还是禁忌。就在去年8月，巴里·艾申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塞尔坎·阿斯拉纳普（Serkan Arslanalp）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央行高层年度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全球债务的精妙论文列举了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后积累的超高水平政府债务。但奇怪的是作者并未明确解释为什么这会给发达经济体带来问题。

这可不仅仅是一个会计问题。虽然发达国家很少出现正式性的内债违约（它们通常会求助于突击通胀和金融抑制等其他手段来管理债务），但高债务负担通常不利于经济增长。我和卡门·M·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在2010年为一次会议撰写的一篇简短文章以及2012年与文森特·莱因哈特（Vincent Reinhart）合著的一篇更全面分析文章中都提出了这一论点。

这些文章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且经常被严重失实的表述所扭曲。许多公众难以区分赤字融资和高额债务——前者可以暂时促进经济增长，后者则往往会带来负面的长期影响。学界经济学家基本上都认同极高的债务水平会阻碍经济增长，因为它会挤压私人投资并在经济深度衰退或金融危机期间缩减财政刺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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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在新冠疫情之前的超低实际利率时代债务似乎确实是无成本的，也让各国能够在当下花钱而不必以后付钱。但这种消费狂潮基于两个假设：第一个是政府债务利率将无限期地保持低水平，或者至少会极其缓慢地上升，给各国留出几十年的时间来调整适应。第二个假设是那些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支出需求——比如为应对外国侵略行径而构建军力——可以通过加大举债来进行融资。

有些人可能会以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为例去论证国家可以通过增长摆脱高额债务，但经济学家朱利安·阿卡林（Julien Acalin）和劳伦斯·M·波尔（Laurence M. Ball）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驳斥了这一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实施的严格利率管控和周期性的通胀激增，该国的债务与GDP之比会在1974年达到74%而不是现实中23%。坏消息是在当今这个以设定通胀目标和更加开放的全球金融市场为特征的经济环境下这些策略或许不再可行，意味着美国的财政政策必须做出重大调整。

平心而论，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公共债务感到恐慌——至少在发达经济体是如此。偶尔的高通胀或长期的金融抑制现象并不是灾难。但必须指出富裕人群拥有一系列能够减轻此类金融调整措施影响的投资选项，而中低收入人群往往是最大受难者。

简而言之，政府债务可以成为应对各种经济挑战的宝贵工具，但它不是——过往也不是——免费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