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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继续存在

巴黎—脱欧对英国来说是一场灾难。现在,英国可能失去苏格兰,北爱尔兰也有可能独立,它似乎已经接受了大不列颠索回“小英格兰”的概念。英国成了那种罕见的选择变成老鼠的狮子。

平心而论,拯救英伦(English)王国是所有英国脱欧派所关心的全部。但什么样的王国会有对女王撒谎的首相,就像约翰逊去年停摆议会时那样?脱欧派这一做法拔高了大英帝国和丘吉尔。但他们忘了马克思,这位时代更早的伦敦街头漫步者发出过警告,历史最终会重复闹剧一般的自己。约翰逊掌权,英国由一位小丑丘吉尔在治理。英国迎来的不是勇气的象征,而是犬儒主义王子——一个观点永远是政治权宜之计的破烂山寨货。

脱欧派现在纠结于他们应该重新获得的“主权”。但众所周知,他们在2016年赢得全民公决是因为俄罗斯的干预和美国的社交媒体算法。“脱欧”运动是一场犬儒主义和假新闻的闹剧,领衔者是一群江湖骗子,一看他们欢呼雀跃的样子就知道他们绝非正宗的英国民主派。这与其说是真相时刻,不如说是小说走进现实。

诚然,据说丘吉尔曾经对戴高乐(另一位雾蒙蒙的伦敦街道的羁旅客),英国永远优先向欧洲敞开大门。但如果他活在现在的话,戴高乐会指出,约翰逊的英国既不欧洲,也不开放。相反,英国有的是贸易战,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虚情假意,是在日益由美国、中国和欧盟本身等力量主导的世界中的平庸经济前景。

尽管如此,很显然英国脱欧是对欧洲概念的重创——作为形而上学妄想的欧洲,作为地缘政治的优伶华服的欧洲。再次用马克思的话说,欧洲是德国思想(以及恶魔)、法国政治(以及副产品)和英国商业(以及荒淫)的独特的混合体。

在欧盟内部,英国是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对抗法国豪言壮语的现代版,是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制衡瓦格纳沙文主义的欧洲冲动的现代版。只要英国仍代表着海洋,它就能洗去巴黎、罗马和维也纳的俗气。英国将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的反讽带到了国际谈判中。这也提供了些许拜伦式的大同主义,在这场危机期间滴灌了对希腊的同情,也培养了更一般意义上的全世界可怜人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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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成为夏多布里昂和弗洛伊德等人、流亡政府、抵抗运动和难民的安全的庇护所,其来有自。没有英国,欧洲将变得更加令人窒息。欧洲仍会有堂吉诃德和他的千秋美梦,会有桑丘限制其他人放飞自我的幻想。欧洲仍会有罗马的遗迹,会有雅典的壮丽,会有卡夫卡的幽灵。但它会失去自由的摇篮。

让我们省却这个无稽之谈,即欧洲永远会在危机时期保持团结,就像被某种物理定律所驱使。为何可以认为,有着伟大智慧的欧洲会对每一次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侵入报以对等的反向民主反制?

去年,日趋逼近的英国脱欧现实并未拯救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最终授予了可能的民主独裁者(democrat-dictator)些许合法性,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捷克总理巴比什。可以说,没有英国起到其历史上的预防作用,民粹主义的流行病会在欧洲变得更加恶性。

西方与其说是被绑架,不如说是缺位。这是否意味着欧洲统一之梦已经完结?一个成员国的退出是否会抹去雨果和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愿景?现在的欧洲是否符合伟大的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成了一间再一次自己垮掉的房子?

未必。历史比我们更富想象力。欧盟仍然有与英国同心同德的选项。我们仍然可以从缺席的伙伴身上获益,只要通过我们的行动复兴合作关系。我们仍然可以建立一个联盟,它不是技术官僚的联盟,而是丘吉尔的联盟。

作为一位毫不掩饰的亲英派,我将继续我的欧洲梦,这个梦由欧洲内部的遗产所筑就,它可以为了它所珍视的已经离开的家庭成员表现出同仇敌忾。我们并没有失去给了我们大宪章、格列佛大同主义和摇摆的伦敦的文化。我们仍然知道真正的约翰·洛克和以赛亚·柏林的自由主义,哪怕词义已经因为懒于思考而模糊。

这一真正的欧洲的味道——自由和讽刺怀疑论(ironic skepticism)的混合体——正是我们需要用来怒视民主独裁的凶恶外表的的东西。最近在意大利,一场称为沙丁鱼(Sardines)的斯威夫特式运动拒绝口号和侮辱,支持正确的愤怒和幽默。他们反击民粹主义联盟党(League)领导人萨尔维尼,证明了反自由主义只是纸老虎,我强它便弱。

欧洲没有死。我们在战斗——没有英国,但仍有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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