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民粹主义，投资留守社区

牛津——随着西方民主国家日趋两极分化，农村和小城镇选民往往与大城市中心区的选民针锋相对。尽管这并非什么新现象——当然也不是影响投票模式的唯一因素——但城乡差距却成为当今文化战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学家安德烈·罗德里格斯·珀斯将此趋势形象描述为 “无关紧要之地的报复”，表明持续不断的民粹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理差异。

城乡差距究竟如何主导如此众多国家的政治话语权和发展，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导致城市生活更加有利可图的结构性经济转型构成了部分原因。在当今的知识经济中，价值越来越多地来自于无形来源，人们聚集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往往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从而创造出足以抵消城市生活不便的所谓的“集聚经济”。尽管城市伴随大量低薪服务岗位和严重贫困人口，但对高薪专业人士和大学毕业生却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

过去15年的经济动荡——包括2008~09年的大衰退、财政紧缩、新冠疫情、能源危机和2022年的通胀飙升——都加剧了这一趋势。在“无关紧要地区”生活的民众目睹了高质量工作岗位的消失，公共服务遭侵蚀，他们的经济前景迅速暗淡下去。从这个角度看，尤其因为许多政客来自繁荣的城市精英，今天的民粹主义反弹并不感到令人意外。

为化解上述持续失败并削弱民粹趋势的吸引力，西方国家必须重振小城镇及农村社区，并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普遍权利。但这必须成为更广泛国家计划的组成部分，将社会各阶层民众团结在增进集体福祉的共同事业周围。

在最近与斯特拉·厄尔克和安迪·维斯特伍德合著的一份报告中，我们记录了英国地方当局在提供公交、宽带、医疗和高等教育等基本设施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并且，探讨了如何通过投资普及基础设施来振兴英国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我们还明确指出了对居民实现通勤或就医、子女教育、健康维护以及享受体面生活至关重要的公共及私营服务和基础设施。

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相比税收具有更显著的再分配效应。因此，通过保障民众获得基本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我们可以为所有人提供改善其自身和家人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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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负责提供道路和港口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但负责提供宽带等公用事业服务的却往往是私人公司。几十年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而资产管理企业和私人资本所有者却越来越多地利用私人基础设施，他们在提高服务收费的同时削减维护费用，让民众普遍认为，大规模社会及经济进步已经在20世纪末终止。

鉴于这种叙事会产生腐蚀性影响，关键是要对未来进行再投资。正如罗伯特·J·席勒和其他人所提出的那样，积极叙事有改变经济结果的能力。共同的乐观情绪可以推动GDP增长，并鼓舞公众士气。

在当今复杂经济体内部尤其如此。正如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赖特在2004年出版的著作 陌生人的陪伴中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人类越来越相互依存。经济生产所分布的生态系统广阔而分散，我们所使用的从衬衫到智能手机在内的几乎每件商品都包含来自诸多国家的材料和组件。我们许多人常常在网上向陌生人购买商品，尽管对他们是谁或住在哪里一无所知，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购买过程都十分顺利。

但过渡到无形数字经济也凸显了上述经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数据所驱动数字服务兴起导致我们的生活日益交织，从而产生网络效应，使他人行为能够决定个人利益。以拼车平台为例，司机越多，用户就越受益，反之亦然。

最终将一个国家集体利益至于利润之上的理由主要源于政治，因为像我们这样严重两极分化的社会往往面临着暗淡的未来。但仍然有经济理由投资于公共服务和支撑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通过承认共同的乐观情绪和对社会流动性潜力的基本信念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可以修复过去20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忽视无关紧要之地的国家本身就有变得无关紧要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