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成新的伊朗核协议

柏林——当1月伊朗宣布会进一步“削减”按照2015年限制其核活动的协议所做出的承诺时，它并不是在对美国数天前暗杀伊朗圣城旅领导人卡西姆·苏莱玛尼将军作出回应。但上述两大事态发展都反映了自2019年夏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任何捍卫2015年协议内容的努力（该协议正式名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或JCPOA）都必须考虑到这样的背景。

伊朗政权宣布随着进入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缩减承诺的阶段，它将不再受到该协议商定的离心机和铀浓缩上限的约束。与此同时，伊朗表示此举就像其此前分阶段削减的承诺一样，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同时伊朗当局不会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该国的核设施。

但欧洲政府表示伊朗的最新举措严重违反了伊核协议。在2019年11月紧随上一轮承诺削减对伊朗发出警告后，“欧洲三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现在已经启动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争议解决机制（DRM），旨在处理可能违反协议的行为。

按照争议解决机制的规定，在美国于2018年退出协议后，协议的剩余签字国——包括欧洲三国、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有至少30天的时间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如果它们未能就实质性解决办法或延长争议解决期限达成一致，那么任何签字国均可将争端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而后该机构将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决议进行表决，相关决议将延长暂停2016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生效时对伊朗生效的国际制裁措施。如果达不成这样的决议，那么原有制裁措施将自动“恢复到位。”而且因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肯定会动用否决权来阻止这样一份决议，将争端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无疑是对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死刑判决。

这样的情况并非不可避免，前提是欧洲三国、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欧盟（扮演某种协议公证人的角色）将争端解决机制用于预期目的。上述任何一方都不想让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彻底废止。但协议能否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获救仍不清晰；而且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几乎肯定无法活过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上述认识支撑了一项缓慢达成的共识，上述共识不仅涉及协议的欧洲签字国，那就是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安排需要得到考虑。尽管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已经呼吁与伊朗达成“特朗普协议，”但欧洲三国领导人已联合表示 ，伊朗核计划的“长期框架有必要建立。”

尽管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但当前的地区动态可能为就此框架进行建设性会谈提供了机会。去年夏天以来的战略升级，尤其是伊朗去年9月袭击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和今年1月苏莱玛尼遇刺，均表明该地区可能多么接近军事对抗（也许根本无法控制）。因此，早些时候曾鼓励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的海湾国家已明确呼吁缓和局势。此外，尚未对话的各方已开始谈判，或者至少准备这样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伊朗、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和卡塔尔，以及沙特与伊朗相互谈判（通过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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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8月比亚里茨举行的七国峰会上，就连特朗普和伊朗政权似乎也准备开展某种形式的外交接触。尽管德黑兰和华盛顿的强硬派阻止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所谓的瑞士渠道随后促成了伊朗与美国间的在押人员交换，从而表明在朋友或伙伴的帮助下，达成基本的双边谅解仍然有可能。特朗普甚至感谢伊朗进行了“非常公平的谈判，”并称之为“可以取得成就的前兆。”

欧洲政府应继续试图推动美伊之间进行严肃直接的谈判。与此同时，它们应当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探讨即时降级举措，同时探索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后续协议应当是什么样子——或者在当前协议失败的情况下寻找替代协议。

上述讨论应涉及如何实现法国的提议，法国提议最初曾获特朗普认可，及设立欧洲信贷额度以帮助伊朗缓和经济困境，以及以何种方式克服美国目前对上述理念的抵制。伊朗可以通过恢复最近“削减”的一些承诺来支持此举。

更具深远意义的会谈可以集中讨论一旦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日落条款”到期，未来自愿限制伊朗核活动的时间表和条款。美国最终将必须成为新协议的一部分，而伊朗则需要保障未来的美国政府不会再次撤销协议。获得国会批准——奥巴马政府并未就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寻求国会批准——能够巩固上述协议。这需要解决美国立法机构的主要关切，例如伊朗承诺的有效期，而伊朗官员已经表示如果其他条件，特别是某种形式的“经济停火”得到满足，他们愿意就上述承诺展开讨论。

也就是说，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未来协议均应仅限于军备控制领域，而不应因为其他争议问题而负担过重。与主权和安全有关的问题，如使用并武装激进代理、导弹扩散、水路安全，可以在地区背景下得到最好的解决。

鉴于绝大多数地区主体近来对缓解紧张局势的兴趣，现在或许是越过双边会谈并启动信任建立、安全和合作地区会议的恰当时机。上述进程将会补充伊朗和主要国际大国间重新开始、可能需要漫长时间才能完成的核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