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世界正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一场可能升级为核冲突的欧洲战争、穷人首当其冲的食品价格飞涨、新冠大流行，以及气候紧急情况。我们需要有原则的政治家对它们和其他全球问题做出果断地、符合道德的回应。可悲的是，这样的领导人供不应求。
许多政客更喜欢鼓吹两极化的政策，回避艰难的选择，否认眼前威胁的规模。其他人试图诚实地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那些在应对全球威胁方面支持合作和团结的人处于守势，去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全球新冠 疫苗获取的严重不平等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应该承认和尊重那些努力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方式应对全球挑战的领导人。 25 年前，在冷战结束后的另一个政治不确定性和地区冲突的全球混乱时期，一位这样的人物——科菲·安南成为联合国秘书长。虽然他当时无法知道，但联合国系统很快就会面临 9/11 和伊拉克战争的创伤。
科菲以人性和战略眼光领导联合国。他发起的千年发展目标 (MDGs) 彻底改变了国际发展规划，也是今天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先驱。他建立了创新的伙伴关系，例如全球基金（Global Fund）——它集合了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国际机构——对抗艾滋病。他调遣联合国维和人员，稳定和重建利比里亚等弱国，并帮助建立了东帝汶等新国家。他提出了让弱势群体免受大规模暴行的国际“保护责任”思想。
作为联合国的行政长官，科菲非常关心他度过大部分工作生涯的机构，力求使其更加开放、包容和透明。他还是第一位发展联合国与私营部门之间联系的秘书长，大力支持公民社会。
此外，他敦促主要大国改革安理会，以反映冷战后的现实。他不会对安理会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不作为感到惊讶，但这不会阻止他竭尽全力制止冲突。
作为公众人物，科菲所获得的全球认可和尊重足以令与他共事的大多数国家领导人艳羡。这部分是因为他举止得体，本能地尊重他人，让人如沐春风。他激发了同事们最好的一面，哪怕在压力很大的时候，也能和他们一起笑——笑他自己。他很容易与年轻人建立联系，激励他们，给他们希望。联合国官员恭敬地言必称“安南先生，”而对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人来说，他就是“科菲”。
除了他的个人品质外，科菲的领导力还建立在某些基本原则之上。其中之一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的深刻尊重，这反映在《联合国宪章》中，他认为这是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这并不意味着他始终谨小慎微。尽管在必要时可以务实，但他也会冒险。 1998年，他前往巴格达会见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努力避免中东发生战争，他不顾美国历届政府的强烈反对，支持建立国际刑事法院。
诚然，科菲知道并非他所有的外交赌注都会得到回报。他始终追求和平，即使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比如在巴以冲突问题上。 2006年底卸任秘书长后，他继续在肯尼亚、叙利亚和缅甸等国家担当和平缔造者。他有时会感到沮丧，但他始终不懈地排除万难，与不信任的政治人物建立关系的艰巨工作，直到 2018 年去世。
科菲的动机是对所有人的尊严和福祉，尤其是最弱势群体的基本关注。这使他不仅倡导千年发展目标，也倡导公平选举和民主制度。他将自己定位为共同利益的全球倡导者，认为各国有着“共同的命运”，“只有共同面对，我们才能掌握它”。
回顾科菲的美德很容易，但现在的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复制它们。在一个民粹主义和分裂的时代，在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倡导团结和统一的人，往往会被公共话语淹没。因此，代表他们大声疾呼至关重要。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的组织——科菲·安南基金会、国际危机集团（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国际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Peace Institute）和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联手发起了一项新举措，表彰体现科菲品质的领导人。 今年晚些时候，以及接下来的每一年，我们将邀请一位国家领导人或令人鼓舞的国际人物在纽约就国际合作的价值发表演讲。 我们将根据他们对人权、国际团结和捍卫体现科菲生活和工作特点的国际体系的承诺来选择演讲者。
“我一直认为，在重大问题上，领导者必须领导，”科菲在 2014 年说。“在领导者不能领导的地方，而人们又真正关心它，那么人民会领导，而让领导者跟随。”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须保护、庆祝和弘扬他所体现的美德。
日内瓦—世界正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一场可能升级为核冲突的欧洲战争、穷人首当其冲的食品价格飞涨、新冠大流行，以及气候紧急情况。我们需要有原则的政治家对它们和其他全球问题做出果断地、符合道德的回应。可悲的是，这样的领导人供不应求。
许多政客更喜欢鼓吹两极化的政策，回避艰难的选择，否认眼前威胁的规模。其他人试图诚实地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那些在应对全球威胁方面支持合作和团结的人处于守势，去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全球新冠 疫苗获取的严重不平等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应该承认和尊重那些努力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方式应对全球挑战的领导人。 25 年前，在冷战结束后的另一个政治不确定性和地区冲突的全球混乱时期，一位这样的人物——科菲·安南成为联合国秘书长。虽然他当时无法知道，但联合国系统很快就会面临 9/11 和伊拉克战争的创伤。
科菲以人性和战略眼光领导联合国。他发起的千年发展目标 (MDGs) 彻底改变了国际发展规划，也是今天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先驱。他建立了创新的伙伴关系，例如全球基金（Global Fund）——它集合了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国际机构——对抗艾滋病。他调遣联合国维和人员，稳定和重建利比里亚等弱国，并帮助建立了东帝汶等新国家。他提出了让弱势群体免受大规模暴行的国际“保护责任”思想。
作为联合国的行政长官，科菲非常关心他度过大部分工作生涯的机构，力求使其更加开放、包容和透明。他还是第一位发展联合国与私营部门之间联系的秘书长，大力支持公民社会。
此外，他敦促主要大国改革安理会，以反映冷战后的现实。他不会对安理会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不作为感到惊讶，但这不会阻止他竭尽全力制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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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众人物，科菲所获得的全球认可和尊重足以令与他共事的大多数国家领导人艳羡。这部分是因为他举止得体，本能地尊重他人，让人如沐春风。他激发了同事们最好的一面，哪怕在压力很大的时候，也能和他们一起笑——笑他自己。他很容易与年轻人建立联系，激励他们，给他们希望。联合国官员恭敬地言必称“安南先生，”而对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人来说，他就是“科菲”。
除了他的个人品质外，科菲的领导力还建立在某些基本原则之上。其中之一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的深刻尊重，这反映在《联合国宪章》中，他认为这是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这并不意味着他始终谨小慎微。尽管在必要时可以务实，但他也会冒险。 1998年，他前往巴格达会见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努力避免中东发生战争，他不顾美国历届政府的强烈反对，支持建立国际刑事法院。
诚然，科菲知道并非他所有的外交赌注都会得到回报。他始终追求和平，即使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比如在巴以冲突问题上。 2006年底卸任秘书长后，他继续在肯尼亚、叙利亚和缅甸等国家担当和平缔造者。他有时会感到沮丧，但他始终不懈地排除万难，与不信任的政治人物建立关系的艰巨工作，直到 2018 年去世。
科菲的动机是对所有人的尊严和福祉，尤其是最弱势群体的基本关注。这使他不仅倡导千年发展目标，也倡导公平选举和民主制度。他将自己定位为共同利益的全球倡导者，认为各国有着“共同的命运”，“只有共同面对，我们才能掌握它”。
回顾科菲的美德很容易，但现在的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复制它们。在一个民粹主义和分裂的时代，在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倡导团结和统一的人，往往会被公共话语淹没。因此，代表他们大声疾呼至关重要。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的组织——科菲·安南基金会、国际危机集团（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国际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Peace Institute）和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联手发起了一项新举措，表彰体现科菲品质的领导人。 今年晚些时候，以及接下来的每一年，我们将邀请一位国家领导人或令人鼓舞的国际人物在纽约就国际合作的价值发表演讲。 我们将根据他们对人权、国际团结和捍卫体现科菲生活和工作特点的国际体系的承诺来选择演讲者。
“我一直认为，在重大问题上，领导者必须领导，”科菲在 2014 年说。“在领导者不能领导的地方，而人们又真正关心它，那么人民会领导，而让领导者跟随。”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须保护、庆祝和弘扬他所体现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