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智慧的支柱

巴黎—在哈马斯10月7日发动恐怖袭击后，乌克兰的持续战争和加沙的战斗绝不能分散世界对二氧化碳减排、截至2050年实现碳中和、保持生物多样性以及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等集体优先政策的关注。

法国正通过巴黎人类与地球公约及一个地球峰会在国际上推行上述原则。我们的战略基石必须是加速生态转型以及与贫困作斗争。毕竟，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没有哪个国家会致力于保护地球，如果其必须付出的代价会将其民众带入社会经济的死胡同。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最发达经济体同样也是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国，它们必须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如果我们想实现巴黎气候协议目标，那就必须执行上述举措。

科学已经确定了路线图。我们必须在2030年前摆脱煤炭，在2045年前摆脱石油，并在2050年前摆脱天然气。虽然七国集团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但作为有史以来第二大排放国的中国也必须全力以赴。

首先，必须化解煤炭所造成的风险。今天，两千吉瓦装机容量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已足以让我们超越1.5℃。尽管国际能源署建议每年撤出92吉瓦，但高达五百吉瓦的增量却已在计划中。

虽然七国集团有责任在2030年前停用煤炭（法国将在2027年实现这一目标），但新兴经济体现在却已成为最大的煤炭消费国。我们有必要在这些国家推动可再生能源及核能融资，其中核能作为一种可以控制的脱碳能源，必须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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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必须让私人融资和贸易为巴黎协定服务。化石燃料行业主体的投资成本必须提高。我们需要绿色和棕色利率双管齐下。同样，我们有必要在贸易协定中增加气候条款，因为我们不能在要求国内工业变得更加环保的同时，支持污染产品的国际贸易自由。

我们必须为最弱势国家创造条件，使其可以筹集资金，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服务，并获得作为全新增长引擎的绿色技术。这意味着要比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更进一步，就像富裕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为自己所做的那样：推行非正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弱势国家服务。

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在2021年春发布巴黎倡议后的两年内，我们已发放超1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资产 SDR）来帮助弱势国家。通过激活上述“休眠资产”，我们正以接近于零的利率延长20年贷款，以支持最贫困国家的气候行动和疫情准备工作。在发生气候冲击的情况下，我们已开始修改债务规则从而暂停要求上述国家偿付债务。此外，我们还修改了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所承担的责任，督促他们承担更多风险并调动更多私人资金加以援助。

我们将继续就此开展工作，包括在全新损失及损害基金的框架范围内，动员全新私人保险机制来解决气候风险事务。我们将会从受灾最严重国家的具体需求出发来开展工作。在2024年上半年，法国和孟加拉将签署一项为气候变化适应和损失及损害出资的协议内容，其中，法国开发署将提供10亿欧元（11亿美元）的投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提供价值高达1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作为新增贷款援助。

这也意味着为应对今后数年内所要面临的最关键挑战（其中最为紧迫的是水资源的获取）而确立全球范围内的治理制度。 在这方面，法国和哈萨克斯坦将于2024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召开全球水峰会。

此外，我们必须专注于建立“生物经济”基础，为大自然所提供的服务支付费用。大自然是我们大规模进行碳封存的最佳技术。拥有最重要碳和生物多样性储备的国家，尤其是三大主要热带森林盆地所在国，必须依据其各自情况获得更多资源，以换取其对上述国内重要储备的管理服务。法国已经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上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刚果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三份此类合同。

但关键是自愿碳市场改革。我们需要建立国际碳及生物多样性交易所，使政府和私人主体能够依据雄心勃勃的标准组织自愿碳信用互换活动，从而避免粉饰行为，并为当地社区提供报酬。

海洋是我们最重要的碳汇，我们必须保护它。法国和哥斯达黎加将于2025年6月在尼斯召开第3届联合国海洋大会，目的是升级国际法，包括禁止塑料污染及保护深海和海床。上述改革还将促使拥有专属经济区的国家制定国家海岸保护战略。

最后，如果不能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就不会成功，因为上述两个机构在制定规范并资助全球绿色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建立80年后，这些机构相对于全球经济及人口规模而言资金仍严重不足，且新兴及发展中国家仍未进入其治理范畴。但除非所有国家均能在平等基础上展开谈判，否则，就目标和融资问题达成一致根本不可能。为此，我们必须审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治理，并要求新兴国家在全球公共产品融资领域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