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毁与扩散

发自布鲁塞尔——那些被用来比喻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词汇——地震，海啸，熔毁，黑天鹅以及放射物扩散——如今又以它们的真实含义卷土重来了。事实上金融危机与本次福岛核电站核危机至少有四点是类似的：

·          “黑天鹅”的比喻意味着在一个复杂系统中准确评估风险的困难性；

·         实践证明监管者没有能力去预测和防止这类危机的发生；

·         在本质上看，“放射性扩散”的影响很可能是跨国界的；

·         由某些公司错误行为所导致的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将由全社会来承担。

当然，日本本次遭遇的9.0级大地震是一个极为例外的事件——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如此之小，以至于无法用基于有限历史资料的模型来进行全面评估。而这些发生概率极低但又影响极大的事件——即所谓“尾部风险”（tail risks）——也是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

HOLIDAY SALE: PS for less than $0.7 per week

HOLIDAY SALE: PS for less than $0.7 per week

At a time when democracy is under threa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incisive, informed analysis of the issues and questions driving the news – just what PS has always provided. Subscribe now and save $50 on a new subscription.

Subscribe Now

金融危机的其中一个成因就是金融机构的欲望：它们倾向于选择或者（在某些案例中）创造一些在平时能获得更高回报但却会在意外中造成极大损失的金融产品，而那些位处地震带上的老旧核电站也有类似的支付结构（payoff structure）。此外，无论是金融还是核电的风险模型似乎都未能正确意识到多种风险之间的彼此联系。

当金融机构尝试用捆绑次级贷款的方式来减低风险的时候，福岛核电站的冷却系统也能够分别应付停电，地震或是海啸灾害。但在这两个事件中，众多事故可能性却连锁爆发，而这一联合反应则最终导致了大灾难的发生。

核反应堆和金融的“熔毁”都可能导致“放射性扩散”的后果。在本次日本事件中临近各国之所以未被大规模波及，主要是有赖于风向以及缺乏陆地边界的因素。但在欧洲大陆，许多核反应堆距离别国领土都不足100英里（161公里），可见一场发生在欧洲的核事故极可能造成跨国界的影响。

但正如金融监管一样，欧盟境内的核监管，即使是在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内部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各国内部事务。同时考虑到核能对欧洲各国重要性的差矣，想在核监管方面达成一致的共识是相当困难的。

例如法国将继续在核发电能力方面保持独立，因为法国绝大部分的电力都是由核电提供的。相反意大利可能会寻求实现一个零核风险环境，因为该国本身并不生产核电，电都是从其国土附近100英里内的各国核电站（其中法国6座，斯洛文尼亚和瑞士各一座）买来的。正如英国为了本国金融部门的利益一直阻挠欧洲金融市场规则的一体化进程，法国也不会让自己的核电站服从那些质疑核电的邻国所制定的核监管政策。

当前日本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另外一个相似点，就是错误的风险评估主要是由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体成本的不均衡分配所导致的，而这一点在人们试图实施更有效风险缓解措施时显得尤为突出。雷曼兄弟和东京电力公司都在他们愿意承受的风险不出现时增加了盈利。只要不出问题，企业就能日进斗金。但当危机袭来，熔毁所导致的成本却超出了公司的资产总值，结果只能由社会承担。

这其实是一种结构性失误，反映出对可能造成巨额社会损失的复杂私人活动的应对无力。人们也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是我们为何对大多数类似系统实施监管的原因。

但在日本核危机和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监管者却都无法防止风险的爆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并未要求各大投行预备更多资本或者叫停相关风险性运作。日本的核监管部门也未能制定更严格的安全规章。

造成这一监管失败的原因很多，包括无法获取并查验所有相关数据，在实施更严格监管方面所遇到的政治阻挠，以及用模型评估尾部风险方面的困难。结果国家政策，私人部门的自我监察，以及监管机构的监管三者似乎都不足以防止大灾难的发生，只能在低事故概率下过一天算一天。但问题是，我们对此究竟应当做些什么呢？

在金融方面，最合理的方式莫过于确保风险的始作俑者承担其导致的成本。如果每个核电站都必须为自身可能对社会（包括国内外）所造成的风险投保的话，它就将面对自身行为的真正经济风险。

在理想状态下，对单一核电站的保险费将与那些可能或不可能受影响的因素挂钩，比如核电站所在地的人口密度或者当地民众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此外，风险评估必须与单一核电站的风险因素，比如是否位于地震带，二次防泄露措施，备用安全机制等相联系。比如说那些位于人口稠密区的低安全标准核电站将需要支付更高额保费，而这将迫使核电企业自动淘汰那些风险程度最高的核电站。

但执行这一方案是相当困难的。首先要准确评估某座核电站的风险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二，这一方案可能会为某几个国家的某几家核电企业带来巨大成本。因此这些国家都会尽力维护本国企业，以便它们能逃脱支付自身社会风险的责任。

类似的结果也在试图在欧洲或者全球范围内建立银行保险基金，以防下次金融危机的动议上反映了出来。但在这两起事件中，理想化的保险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基准，以指导各国选择合适的政策并付诸实施。

对此可以利用两大措施实现向这一标准的靠拢：首先，一个不是参照其运作时间，而是考虑其风险状况（只要能系统性这一计算风险）的核电站淘汰机制；其二，引入强制的跨国核事故保险机制。在这样一个方案下，1986年的苏联将被要求支付受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的欧洲农民和各国医疗系统所付出的成本。

实施这些改进无疑会异常艰难。但就跟金融部门所发生的一切同理：有时只有危机，才是改革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