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个体性失误

发自剑桥—如果经济学能舍弃其最为珍视的其中一个假设——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或者说一定要将所有解释都与个体做出的明智决策相关联的理念——那么这门学科必将实现巨大的飞跃。正是这一理念导致经济学相对自然科学处于巨大劣势，因为它阻碍了其对微观和宏观两者间联系的进一步理解。

物理学通过假设一些（极端）微观层面的基本规律来解释所有行为。夸克产生质子和中子，后两者与电子一起组成原子，进而催生如DNA、基因和蛋白质这类分子和大分子，随之构建出细胞、多细胞生物以及依附在地球这个围绕太阳旋转的星球上的整个生态系统。理论上人们应该可以通过回溯到粒子物理学基本定律来解释一切事物并以此推动各类研究，但在实践中这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而我们之所以知道上述所有这些层次，是因为科学家们对它们进行了研究并做出了尽可能详细的描述，使得其他科学家能够用较低层次的决定因素来解释它们。每一层都能以某种方式与前一层次联系起来，一直回溯到夸克和电子。

虽然回溯一个层级并非易事（但往往可以做到），往上一个层级却是真正举步维艰。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蛋白质的编码基因得出其氨基酸序列，但却仍然无法确定这个蛋白质会呈现什么样的三维形状，而这却是决定蛋白质功能的根本。

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的是一种被称为“涌现（emergence）”的现象，即某个上一层级属性在前一步并不存在。比如钻石和石墨烯拥有极为不同的特性，但在化学上却是同质的。神经元可以产生意识，但只存在于数百万神经元构成网络后的层面上，只去观察神经元内部是绝对无法猜到的。

这一切都与当今的经济学形成了鲜明对比。方法论个人主义要求所有现象最终都要以个体在充足理由下做出的决策来解释，并以此认定任何不能以理性个体行为为基础的大批数据内在规律性研究——这是1970年代以前宏观经济学的典型特征——都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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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所言，如果政府想要将自身政策构建在这些规律性基础上，那就一定不能认定这些规律是稳定的，因为个体会以破坏规律的方式对这些措施作出回应。数据或许表明通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某种权衡关系，但如果政府试图通过增加些许通胀来“换取”更少的失业，人们就会以某种方式改变自身通胀预期，致使政府的如意算盘落空。

为此经济学专业开发出了诸多具备强大微观基础的模型——其核心是个体会做出理性决策并对熟知的激励机制予以回应。但为了在遵照这些要求的同时取得研究进展，经济学家不得不简化或淡化个体与他们试图解释的总结果之间的互动层级。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假设所有个体都完全相同或是以可预测方式展现自身特质的。但要求所有的经济解释都基于个体行为就跟试图用量子物理学来解释全球变暖一样不靠谱。

所幸这种方法论已是日薄西山。在微观层面上，行为经济学已经破除了人们对个体理性假设的信念。哈佛大学教授扎维埃·加拜斯（Xavier Gabaix）在一系列论文中表明：如果我们假设所有行为主体都是有限理性的，那么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所有基本原则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同样，加拜斯的哈佛同事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也认为人们的决策方式并不是普世性的，而是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化。

而与我们的观点更为契合的则是从决策个体到总体层面的问题。英年早逝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埃马纽埃尔·法利（Emmanuel Farhi）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助理教授大卫·巴卡伊（David Baqaee）的合作研究就表明我们需要考虑（尚未得到解释的）投入-产出结构以理解宏观经济波动，而不是仅从单一代表性行为主体处寻找。

同样，哈佛大学的波尔·安特拉斯（Pol Antràs）最近一直在与其他合作作者一起重建国际贸易理论——他们假设世界是通过全球价值链而非标准化市场来组织的。这个看似微小的假设催生了理论和贸易政策影响上的巨大变化，而我们也仅仅只是开始理解它在实践中的含义，因为迄今为止人们还不愿一个一个企业地去收集所需数据。

从这个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就显得相当怪异。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话说：该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表明将长期增长构建在理论基础上极其困难。唉，新古典理论之所以对任何实际目的都近乎无用，主要是因为它公然无视了个体和经济总成果之间存在的中观结构。

幸好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尝试利用网络科学大数据以及其他技术去揭示这些中观结构，比如定义出不同行业、技术类别和科学领域内外的技能互补性和关联性模式的复杂结构。

这些研究表明中观结构对城市和国家的增长方式以及技术的发展方式影响重大。碍于目前的学术正统，这些论文一直无法在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因为它们无法说明这些结构如何与个人在受限条件下的决策相联系。但它们已经在《自然》和《科学》等知名科学期刊以及《城市经济杂志》与《研究政策》上发表，其他研究者也可以籍此提出关于这些中观结构从何（比如个体决策）产生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已经从以借助其提出的问题来定义自身转变为以其使用的方法来定义自身。但通过将其手段局限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它损害了自身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