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政治经济?

米兰—政府无法采取决定性的措施解决经济的增长、就业和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各国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国会僵局和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获得了大量的关注，许多人担心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

但是，一份最新分析表明，一国在某些方面的相对经济表现与其政府的“功能性”基本无关。事实上，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六年来，美国在增长、失业、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方面的表现都胜过其他发达国家，尽管其国内存在创纪录的政治两极分化程度。

当然，你不能做过多的引申。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的失业率更低。美国的收入分配也比大部分发达国家更不公平，并且发展趋势也十分不利。此外，从整体相对经济表现看，美国显然没有为政治功能失调付出沉重代价。

不必忽略更果断地决策的潜在价值就可以看出，显然一定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考察这些因素对许多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前提是全球一体化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启了一个为期数十年、影响深远的变化过程。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可贸易部门的表现正在影响商品和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价格。与此同时，半导体价格的下跌助长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兴盛，从而取代了劳动力，促使供应链脱媒，并减少了发达经济体可贸易端的常规工作岗位和低附加值工作岗位。

这些都是长期趋势，需要前瞻性评估和长期应对措施。相对短浅的政策框架在战后早期运转得相当好，在此期间，美国出于主导地位，结构类似的发达国家贡献了全球产出的绝大部分。但当持续增长需要在行为和结构上适应比较优势和各种人力资本价值的变化时，这套安排就不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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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能够解释美国经济在危机后相对出色的表现？

主要因素是美国经济在结构上的灵活性。去杠杆化比其他国家更快，更重要的是，资源和产出快速向可贸易部门倾斜，从而填补了内需持续低迷造成的缺口。

这表明，不管政府行动取得了什么作用，政府不做什么也很重要。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保护经济部门或就业的措施，从而造成了结构刚性。这些政策的代价随着采取结构性变革以维持增长和就业（以及从失衡增长路径和冲击中复苏）的需要的增加而增加。

在这方面，没有哪个国家是无摩擦的，但国与国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相对而言，德国、北欧、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结构钢性相对较低。日本也在往这方面努力。南欧在增强灵活性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打消结构钢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些刚性来自社会保障机制，其关注点是就业和部门，而不是个体和家庭。其他刚性反映了仅仅保护经济部门免于竞争并产生了经济租和既得利益的政策。简言之，对改革的抵制很大，其因为就在于改革结果具有分配效应。

这类改革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改革目标不是私有化一切或者死抱不受监管的市场能够自我监管的错误观念不放。相反，政府在结构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必须把路让开。

相对美国而言，欧洲有两类问题。其一是需要加强结构灵活性并提高生产率，特别是南欧国家。在欧元的第一个十年中，南欧经济体的单位劳动成本与德国和北欧拉开了差距，而它们的增长要么通过过度的公债和太高的政府占总内需比重维持，要么（如西班牙）通过房地产泡沫维持。在缺少汇率机制的情况下，重构经济体系、让可贸易部门成为增长引擎就必须采取痛苦的相对通缩，而在低通胀环境下这需要更长时间。

其次，欧元区放任这些差距的发展，因为影响增长的政策是分散的。共同货币和货币政策与分散的税收、公共部门投资和社会政策决策之间存在永恒的矛盾，而后三者都会影响国家的结构灵活性。此外，单一市场在商品市场上相对比服务市场完全。

这不是稳定状态。欧洲最终要么迈向更深层次的政治、财政和政策一体化，要么迈向包括适应生产率分化的调整机制——比如更大的劳动力流动性——在内的结构。

许多国家（不仅是欧洲国家）必须经历结构调整以实现可持续增长路径。所有发达经济体的结构和就业机会组合都面临着类似的竞争和技术约束，并都趋向于收入向分配的高端和资本所有者移动。

国家间的表现差异部分反映了影响调整速度的过去的政策选择。初始条件很重要，在这方面，美国的政策框架似乎确保了美国经济拥有相对较高的恢复力，不仅在面临全球危机时如此，在面临国内政策动荡时亦然。

结构灵活性不是答案的全部；更高水平的公共部门投资也有助于产生可持续复苏，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但是，在许多国家，严重的财政约束有可能推迟这一政策反应要素，因此，加强灵活性的改革是正确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