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人类发展的气候挑战

纽约—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他的自传中讲述了领导力和勇气如何将一个沙堤上的蕞尔小国改造成一个开放、有竞争力和繁荣的大都会。

此后几十年来，新加坡由一个以高效清廉著称的政治阶层治理，现在更是以高技能劳动力而自豪。在联合国发展规划署最新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上，新加坡名列189个国家的第十一名。HDI由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经济学家马布卜·哈克（Mahbub ul Haq）在30年前首次发布。

但如果将HDI进行调整，考虑二氧化碳排放和所谓的物质足迹（material footprint，衡量全球原材料开采在一国最终需求全球中的比重），那么新加坡的排名将下降92位。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以低资源用量实现高人类发展水平，而新加坡本身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所需要的大宗商品基本上全靠进口。这本属寻常；新加坡是地球的增长模范。但自然环境无法维持这种形式的增长与发展。

或许COVID-19疫情是当前发展模式给本地生态系统造成的巨大压力的最清晰的例子。一种小小的病原体暴露出哪怕是最强大、最繁荣的社会，也存在巨大的脆弱性和不平等性，而经济和社会失衡更是加剧了疫情的损失。随着疾病的蔓延，我们看到面对如此挑战所需要的集体行动，在国内分歧和国际对立制约全球团结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新加坡式的发展固然不可持续，更无法改变作为人类生计和拯救林木之间的权衡的发展。这便是联合国发展规划署新人类发展报告（HDR）的核心观点，报告考察了实现人和自然福利的全新或未完全利用的路径。在未来，我们必须鼓励各国在追求繁荣的同时，尽量运用已有知识、科学和技术减少碳足迹。

报告重新设想了政府的未来角色，但显然，它们 不能完全承担未来几年必须做出的选择的责任。HDR呼吁私人部门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认识到善待自然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也有助于改变气候行动的范式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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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重要领域的行动尤为突出。首先，城市——它们占了85%的能源产出和75%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同估算数字不同）——需要为绿色重生铺路。HDR强调城市作为绿色行动场所的作用：定价碳的真正社会成本，保护绿色空间和植树，以及清扫水路和海洋中的危害海洋生命的塑料垃圾。

其次，除了城市和国家所承诺的在未来几十年内实现碳中和的行动——包括亚太地区——普通公民也必须调整生活方式。HDR敦促人们反思价值排序，改变消费习惯和生产方、通勤和投资方式。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纵观历史，我们看到社会范式和行为是可以改变的。比如，烟草消费已成过街老鼠，让吸烟有所下降，而戴口罩在COVID-19疫情期间也成为许多地方的行为范式。

第三，行为改变可以来自硬激励（如提高烟草税）和监管，但也可以通过集体呼吁和行动刺激，如敦促大型和小型机构投资者为新绿色科技提供资金。

私人资金必须匹配公共拨款，辅之以填补本地和国际税收漏洞并取消不必要的补贴。光是化石燃料补贴，每年就要耗费世界经济5万亿美元。在亚太地区，这些补贴可占到国家健康或教育预算的50%以上。据可持续发展方案网络（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关于SDG的低收入国家成本和融资的报告，对碳、金融交易和极端财富课以适当的税收能够带来每年2,0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用于绿色投资。显然，金融约束并非绿色经济转型的制约条件。

最后，我们必须明白，大自然不是我们的敌人。HDR记录了20种高性价比行动，它们与森林、湿地和草原有关，可以带来将全球气温保持在前工业化水平2℃以内所需要的减量的37%。光是深林再造，就能实现这一潜力的三分之二。认识并保护作为自然守护者的本地社区是关键。比如，亚马逊土著民族对于保护森林存储力的贡献等于全球最大的1%排放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

森和哈克的原始人类进步指数引入了新方法衡量社会在实现潜力方面的表现。但是，经过地球压力调整，该指数显示了他们的选择大大地收缩了。我们不能消极等待命运的降临，而必须运用知识、理性和代理建立新发展模式，影响我们的集体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