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FDI

首尔—没有专家怀疑外国直接投资（FDI）能够通过引进关键技术、扩大本地生产和创造就业机会来提振经济。因此毫不奇怪，吸引FDI长期以来一直是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首要任，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中所包括的慷慨激励措施就是明证。但是，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FDI的记录好坏参半。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有必要看看马来西亚槟城和中国深圳的对比经历。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优惠的税收，槟城是最早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亚洲城市之一，包括通过其1972年建立的自由工业区。后来，深圳也开始吸引FDI，于1980年建立了经济特区，并迅速成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中心。

但是，在将早期FDI转化为收入增长和技术升级方面，深圳比槟城成功得多。如图所示，2017年，深圳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39,245美元（美国的72%），而槟仅为27,569美元（约占美国的50%）。槟城在摆脱低附加值制造业方面发展缓慢，而深圳已经培育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地址在深圳的发明人所注册的美国专利数量从1990年代的零增加到2017年的约2,500项，而槟城只有100项。

[图表]

人们可能会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国民经济的规模：毫无疑问，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劳动力、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大量充满活力的城市帮助了深圳的发展。但自1960年代以来，位于台湾岛的台北也将FDI转化为快速增长和技术进步。

深圳成功的真正解释在于公司所有权。从早期FDI主导的时代开始，深圳越来越被比亚迪、大疆和腾讯等本土创新公司所主导。2005年，以富士康（又称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首的两家台湾公司是深圳专利排名前两位的公司。到2015年，中国企业占据了整个前十名，中兴和华为处于领先。今天，深圳是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正在超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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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非偶然。中国政府将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并推出了支持性的产业和创新政策，包括公私合作的研发计划和风险投资。 它 甚至创建了公私研发联盟，便利向当地制造商的技术转让。没有这些政策， 华为可能就不会存在，至少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存在。

早期，华为销售从香港进口的电话交换机。最终，它转型为一家依靠内部研发的高科技制造企业，而没有与跨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在公私研发联盟的促进下，外企企业上海贝尔向华为传播了知识，是这一转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培育有活力的本地企业从来都不是槟城的政策目标。因此，经济仍然由美国跨国公司主导，这些跨国公司主要在马来西亚开展低附加值活动，而将研发等高附加值活动留在国内。英特尔和摩托罗拉等美国大公司占槟城顶级专利受让人的50-70%，而马来西亚公司的份额从2000年代的20%下降到2010年代中期以来的零。

槟城的FDI真正实现的是促进人力资本发展。1989年，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槟城技能发展中心，以确保工人拥有跨国公司所需的技能。这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加上强大的供应链，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即使当地的工资已经上涨，许多跨国公司仍然坚持下来。换句话说，这座城市仍然有很大的潜力。然而，本土创新的缺乏阻碍了槟城的发展，正如这种创新的出现加速了深圳的发展。

这些截然不同的发展故事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教训意义。吸引 FDI固然重要，但要充分利用FDI，就必须采取干预措施，支持知识转让和本土创新的长期进程。 如果美国希望引领未来的产业，也许它应该考虑创建深圳式的公私合营研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