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COVID饥饿危机

伦敦—今天，有2.7亿人——等于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人口之和——处在饥饿边缘。这个数字在过去12个月中翻了一番。而受影响最大的则是全世界儿童。

据估计，11个非洲、加勒比、中东和亚洲国家的1100万五岁以下儿童面临极端饥饿或饥馑。在这些人中，168,000人将会在2022年年底前死于营养不良，除非能够得到紧急援助。更有60个低收入国家的7300万小学年龄儿童总共出于长期饥饿状态。

饥饿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便处于上升态势，主要是因为战争和冲突，而气候变化起到了加剧作用。而疫情的次级效应导致了全球饥饿危机。

原因之一是COVID-19打破了学校生命线。疫情爆发后，16亿多儿童失去了教室，其中2亿多人仍然没有回归校园。

此前的危机表明，学校关门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包括童婚和童工数量的增加。一些年轻人最终付出了最高代价：妊娠和分娩的并发症是中低收入国家15-19遂女童的主要死亡原因。说到底，危机扼杀了让所有女童得到高品质教育的工程。

此外，学校为许多穷人的孩子提供了一天当中唯一一顿营养餐。学校关门意味着数百万儿童不但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也失去了吃饭的机会。危机期间，儿童失去了390亿多顿校园餐。妇女和女童往往首当其冲，她们也占了面临长期饥饿的人群的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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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几周营养跟不上所造成的伤害可能影响儿童一生，而营养不良可以一项整整一代人的经济进步。因此，让儿童回归学校，接受教育和哺育必须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

国际人道主义体系用相对较少的资金做了大量工作。比如，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WFP）每年都要为大约1亿人提供粮食。而当COVID-19严重破坏商业航空航线时，联合国打造了物流体系运送卫生和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包括粮食在内的重要补给。但如此规模的危机需要有雄心勃勃的计划，提供校园餐只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不能让人道主义组织单枪匹马战斗。

在6月份的峰会上，G7富裕经济体应该制定长期计划解决不断升高的粮食需求。该计划应该包括预防性行动调款：构建粮食储备，开发保险，用长期投资支持发展中国家农民和粮食种植者，支持他们自给自足。

决策者还必须采用创新性方法实现融资，包括有担保的便利，以最大化地利用发展援助和私人部门资金，这便是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筹资的2015年的亚的斯亚贝巴方案的核心。另一个重点时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加强合作——后者是唯一有能力可持续地动员大量新资源的完全的全球性组织。

但对当下的危机，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性方案：新的国际资金。至少有6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资产）可以配置给穷国。领导人和贷款人可就800亿美元的债务减免达成一致，以资金必须用于教育、卫生和营养领域为条件。世界银行和地区开发银行可以迅速扩大拨款和贷款。

今年，如能筹集100亿美元，就可以缓解也门、南苏丹、尼日利亚东北部和萨赫勒地区的饥荒。甚至可以阻止刚果（金）、阿富汗、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提格雷（Tigray）地区以及其他脆弱区域的大规模饥饿——这是饥荒马上发生的先兆。

听上去钱不少。但这只相当于全世界最富裕经济体每人每个月拿出1美元，也只占富裕国家疫情相关刺激支出的1%。

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这意味着给予WFP和主要非政府组织先导拨款，包括拯救儿童组织（Save the Children）等，让饥饿的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填饱肚子。只有31% 的难民儿童能够上中学，女童更是只有27%，因此，必须给予儿童等不起运动（Education Cannot Wait）充足的拨款，它帮助流浪儿童进入学校，并在其短暂的生涯中筹集到近10亿美元。通过将新增资源导向教育，我们可以让最贫困、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1.36亿儿童回到学校，并帮助他们不再辍学。

COVID-19也暴露出另一种教育分歧：全球三分之二的学龄儿童家里连不上网，妨碍了他们在线学习。如今，低收入国家只有5%的儿童能连上网，而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高达90%。一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牵头的全球联网项目有助于弥合这一数字差距。

英国政府承诺在让全体儿童进入校园、确保女童获得12年教育方面起到全球领导作用。但如果G7峰会不在粮食安全之外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无法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

历史一再证明，教育拥有改变个体、家庭和整个国家的力量。但长期饥饿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残酷的、可预防的死亡；暴力冲突；以及大规模流离失所。

因此，无视饥饿的全球折磨绝非选项之一。全世界最脆弱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对于最稳定的国家也会有冲击效应。

世界面临着简单的选择：现在采取行动解决饥饿危机，或付出远远更高的代价。与坐等多重饥荒爆发，整整一代人失去教育，并造成可怕后果相比，立即采取行动代价更低，能拯救更多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