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真正中国问题

发自波士顿——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政府并未假设更多的国际贸易总是对美国劳动者和国家安全有利，而是希望投资于国内工业产能并强化与友好国家的供应链联系。但尽管这一重构措施广受欢迎，但新政策或许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在解决由中国引发的问题方面。
 

过去80年的状况是精神分裂式的。虽然美国奉行咄咄逼人——有时甚至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在支持独裁者的同时还不时策划由中央情报局发动的政变，但也会以实现繁荣和使世界更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名义拥抱全球化、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

如今这种状况实际上已经瓦解，而政策制定者们需要阐明一个具备连贯性的替代方案。为此有两条新原则可以构成美国政策的基础。第一，国际贸易应该以一种推动一个稳定世界秩序的方式来构建。如果扩大贸易会让更多的钱落入宗教极端分子或专制复仇主义者手中，那么全球稳定和美国利益就将受到损害。正如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在1936年所说的那样，“在世界事务上的独裁会危及和平。”

其次，仅仅诉诸抽象的“贸易收益”已经不够了。美国劳动需要看到好处。任何严重损害美国中产阶级工作岗位质量和数量的贸易安排都无益于美国和美国民众，还可能引发政治反弹。

历史上不乏贸易扩张既带来和平国际关系又催生共同繁荣的重要案例。从二战后法德经济合作到欧洲共同市场再到欧盟的持续推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欧洲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血腥战争后享受了80年的和平和逐渐繁荣（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磕磕绊绊）。欧洲劳动者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好。

尽管如此，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美国有一个不同的理由去使用“贸易多多益善”的口头禅：那就是确保美国企业轻松获利——这些企业通过税收套利和将部分生产链外包给提供低成本劳动力的国家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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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做法似乎与19世纪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著名的“比较优势定律”是一致的，该定律认为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那么平均而言每个人都会因此过得更好。但当这一理论被盲目应用于现实世界时问题就出现了。

是的，鉴于中国劳动力成本较低，李嘉图定律认为，中国应该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将其出口到美国。但人们仍然必须质问这种比较优势是从何而来，谁会从中受益，同时这种贸易安排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上述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与制度有关。谁在法律面前拥有可靠的财产权和保护，谁的人权可以或不能被践踏？

美国南方能在19世纪向世界供应棉花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拥有良好的农业条件和“廉价劳动力”，同时还因为奴隶制使南方获得了比较优势。但这一安排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南方的奴隶主们获得的权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亲手触发了近代最为致命的冲突——美国内战。

如今的石油也是如此。俄罗斯、伊朗和沙特在石油生产方面拥有比较优势，也因此从工业化国家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这些国家的专制制度致使当地人民永远无法从资源财富中受益，而它们也越来越多地利用从比较优势中获得的收益在世界各地搞破坏。

乍一看来中国可能有点不一样，因为它的出口模式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打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但中国将其在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归功于压迫性的体制。中国劳动者享有很少的权利而且经常在危险条件下工作，而国家则依靠补贴和廉价信贷来支撑其出口企业。

这可不是李嘉图心目中的比较优势。中国的政策最终非但没有惠及所有人，反而损害了美国劳动者的利益——他们在中国进口商品的不受控制激增下迅速丢失了工作，特别是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共产党还得以投资建立一套更为复杂的镇压技术。

中国的发展轨迹并不预示着一个美好的未来。它或许还不是一个流氓国家，但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正威胁着全球稳定和美国的利益。与一些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定的相反，经济增长并没有使中国变得更加民主（两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基于榨取和剥削的增长很少能实现这一点）。

那么美国如何才能将全球稳定和劳动者置于国际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呢？首先，应阻止美国企业将关键的制造供应链环节放在中国这类国家。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一直都因强调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而遭到嘲笑，但他是对的。实现更加稳定全球秩序的唯一途径就是确保那些真正民主的国家繁荣昌盛。

在这方面那些追求利润的企业老板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美国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充满着自相矛盾之处，中情局经常破坏那些与美国国家甚至企业利益相左的民主政权。制定一个更有原则性的做法至关重要。不然的话美国声称捍卫民主或人权的说法将继续是空话。

其次，我们必须加快向碳中性经济的转型，这是使那些流氓石油国失势的唯一途径（同时也有利于创造美国的就业机会）。但我们也必须避免在关键矿物加工或其他关键“绿色”投入品方面对中国产生新的依赖。所幸还有其他许多国家能可靠地提供这些产品，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和越南。

最后，科技政策必须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如果美国支持发展有利于资本而非劳动力的技术（比如通过自动化、离岸外包和国际税收套利），那么我们将陷入与过去半个世纪同样糟糕的均衡状态。但如果我们投资于那些能构建更高专业知识和生产力的劳动者导向型技术，那就有机会让李嘉图的理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