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普林斯顿——在习惯性撒谎的特朗普政府管治下，每个人都有必要担心美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此外要担心的东西还有很多，尤其是美国民主的命运。但是如果缺乏可靠的官方数据，就不会存在真正的问责——因此也不会有民主。
以特朗普政府针对美国贫困状况的报告为例，美国人口普查局制定的基线值（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未受影响，但却存在大量超出了常规党派轮换的误读。
右翼评论员都喜欢引用罗纳德·里根1988年的发言 ，声称在林登·约翰逊于1964年发起 的反贫困战争中“贫困最终获胜”。这一发言常常被用来作为抨击在约翰逊“伟大社会”改革下扩大的社会安全网的趁手武器，也是与官方贫困估算数据相对应的——其统计方法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未曾更新。
由于该方法忽略了税收（包括所得税抵免）以及类似食品券（现在被称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这样的项目，因此无论这些项目在减少扶贫需求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功都无法被计算在内。这个众所周知的统计方法缺陷使得评论员们得以趁机将自身的偏见夹带其中，正如里根所做的那样。
最近，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其7月发表的一份报告 中要求将工作需求与社会福利挂钩，他们声称在美国的社会安全网保障下“反贫困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并取得了成功。而这一论点其实抛弃了衡量收入 的传统统计手段，转而去计算消费 。
作为一种福利统计手段，消费统计据信（但也只是据信）是优于收入统计的，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极端贫困者参与了这项存在40％不回复率的繁琐和侵入性调查。更令人担忧的是，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近乎随意的“修正”降低了贫困线，使得低于这一指标的人数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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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官方CPI并未充分反映在商品和服务上的品质改进，但这一问题已经在学术上中得到了解决，尤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下属一个反对 机械修正的小组。但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可与放弃官方CPI转而选择一项在政治上更有利的接近消除贫困指标可不是一回事。
而一起更为恶劣的数据操纵事件则涉及到联合国极端贫困及人权问题特派员的一份报告。应美国政府的邀请，特派员菲利普·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研究了美国的极端贫困问题，并于2018年6月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汇报了其调查结果 。
这份记录了美国部分地区惊人贫困状况的报告让人不忍卒读，其中包括洛杉矶街头的露天帐篷区，许多由于地方当局拒绝提供服务而污秽横流的聚居地，以及各地政府为筹集自身资金而针对穷人的大规模罚款和没收行为。虽然约翰逊当年宣布对贫困发动战争，但美国部分地区现在显然是在对穷人发动战争。
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鉴于美国的社会安全网是如此不完善，极端贫困状况应当比其他地区（尤其相对于各发达国家）更为普遍存在。鼓励工作的福利改革对某些穷人来说是好事，但对最贫穷的那批人来说并非如此，导致穷人群体内部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对那些赤贫者的伤害。
凯瑟琳·J·艾丁（Kathryn J. Edin）和卢克·谢弗（H. Luke Shaefer） 以及马修·达斯蒙 （Matthew Desmond）的著作都详细记述了美国底层生活的苦难，而谢弗和艾丁指出美国有数百万儿童每天靠不到两美元过活。在2018年1月《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 中，我注意到世界银行现在公布了包括富裕国家在内的全球贫困估算值，而这些数据显示美国有530万人的生活水平低于全球贫困线。
在我的论证中，富裕国家每人每天消费4美元的贫困标准与穷国所采用的2美元全球贫困线大致相当。因此美国的“全球贫困”人口要多于塞拉利昂或尼泊尔，而尽管人均收入差距超过三倍，但美国和中国的贫困人口比例 却相近。
但我上面引述的世界银行计算数据却遭得到了广泛的谴责——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美国传统基金会辩称 如果使用消费而不是收入来计算，那么美国应当只有25万全球贫困人口，却不管那些出售子女的社会安全号码换钱，或者不顾孩子安危只为找到一个栖身之处的父母是否有时间参与消费调查。与此同时，许多左派人士拒绝相信在美国有人会像非洲或亚洲那些赤贫者一样贫穷。在右派希望减少国内转移支付之时，左派却希望增加国外援助。
然后事情就开始变得有点超现实了。奥尔斯顿的报告引起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哈利（Nikki Haley）的愤怒谴责，后者声称 “由联合国去审视美国的贫困问题显然是荒谬的”，而美国官方的回应 则表示阿尔斯通的数据是错误的。但阿尔斯通使用的数据——也就是回应中所谓的“特派员所引用的夸大不实数据”——其实全部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然后回应心满意得地引用了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计算，而该计算正是基于本人 每天4美元的贫困线设定。
然后——或许只是巧合——特朗普政府让美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哈利也因此没有出席该报告的说明会。她（跟经济顾问委员会一样）指出特朗普政府知道如何解决深度贫困问题，那就是强迫人们去工作。
这个做法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贬低人口普查局的估算数据而去选择传统基金会的有利数据（有证据 表明一些机构官员对此表示反对）或任意篡改消费者价格指数，然后将替代数字凌驾于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做法显然是太过不择手段了。特朗普政府已经在2018年表现出了死不认错的嘴脸，无论是对极端贫困还是玛丽亚飓风横扫波多黎各后不合情理的死亡人数，因此也没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一年中对真相的进一步歪曲以及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民主威胁将不会出现。
发自普林斯顿——在习惯性撒谎的特朗普政府管治下，每个人都有必要担心美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此外要担心的东西还有很多，尤其是美国民主的命运。但是如果缺乏可靠的官方数据，就不会存在真正的问责——因此也不会有民主。
以特朗普政府针对美国贫困状况的报告为例，美国人口普查局制定的基线值（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未受影响，但却存在大量超出了常规党派轮换的误读。
右翼评论员都喜欢引用罗纳德·里根1988年的发言，声称在林登·约翰逊于1964年发起的反贫困战争中“贫困最终获胜”。这一发言常常被用来作为抨击在约翰逊“伟大社会”改革下扩大的社会安全网的趁手武器，也是与官方贫困估算数据相对应的——其统计方法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未曾更新。
由于该方法忽略了税收（包括所得税抵免）以及类似食品券（现在被称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这样的项目，因此无论这些项目在减少扶贫需求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功都无法被计算在内。这个众所周知的统计方法缺陷使得评论员们得以趁机将自身的偏见夹带其中，正如里根所做的那样。
最近，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其7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要求将工作需求与社会福利挂钩，他们声称在美国的社会安全网保障下“反贫困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并取得了成功。而这一论点其实抛弃了衡量收入的传统统计手段，转而去计算消费。
作为一种福利统计手段，消费统计据信（但也只是据信）是优于收入统计的，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极端贫困者参与了这项存在40％不回复率的繁琐和侵入性调查。更令人担忧的是，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近乎随意的“修正”降低了贫困线，使得低于这一指标的人数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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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官方CPI并未充分反映在商品和服务上的品质改进，但这一问题已经在学术上中得到了解决，尤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下属一个反对机械修正的小组。但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可与放弃官方CPI转而选择一项在政治上更有利的接近消除贫困指标可不是一回事。
而一起更为恶劣的数据操纵事件则涉及到联合国极端贫困及人权问题特派员的一份报告。应美国政府的邀请，特派员菲利普·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研究了美国的极端贫困问题，并于2018年6月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汇报了其调查结果。
这份记录了美国部分地区惊人贫困状况的报告让人不忍卒读，其中包括洛杉矶街头的露天帐篷区，许多由于地方当局拒绝提供服务而污秽横流的聚居地，以及各地政府为筹集自身资金而针对穷人的大规模罚款和没收行为。虽然约翰逊当年宣布对贫困发动战争，但美国部分地区现在显然是在对穷人发动战争。
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鉴于美国的社会安全网是如此不完善，极端贫困状况应当比其他地区（尤其相对于各发达国家）更为普遍存在。鼓励工作的福利改革对某些穷人来说是好事，但对最贫穷的那批人来说并非如此，导致穷人群体内部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对那些赤贫者的伤害。
凯瑟琳·J·艾丁（Kathryn J. Edin）和卢克·谢弗（H. Luke Shaefer）以及马修·达斯蒙（Matthew Desmond）的著作都详细记述了美国底层生活的苦难，而谢弗和艾丁指出美国有数百万儿童每天靠不到两美元过活。在2018年1月《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我注意到世界银行现在公布了包括富裕国家在内的全球贫困估算值，而这些数据显示美国有530万人的生活水平低于全球贫困线。
在我的论证中，富裕国家每人每天消费4美元的贫困标准与穷国所采用的2美元全球贫困线大致相当。因此美国的“全球贫困”人口要多于塞拉利昂或尼泊尔，而尽管人均收入差距超过三倍，但美国和中国的贫困人口比例却相近。
但我上面引述的世界银行计算数据却遭得到了广泛的谴责——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美国传统基金会辩称如果使用消费而不是收入来计算，那么美国应当只有25万全球贫困人口，却不管那些出售子女的社会安全号码换钱，或者不顾孩子安危只为找到一个栖身之处的父母是否有时间参与消费调查。与此同时，许多左派人士拒绝相信在美国有人会像非洲或亚洲那些赤贫者一样贫穷。在右派希望减少国内转移支付之时，左派却希望增加国外援助。
然后事情就开始变得有点超现实了。奥尔斯顿的报告引起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哈利（Nikki Haley）的愤怒谴责，后者声称“由联合国去审视美国的贫困问题显然是荒谬的”，而美国官方的回应则表示阿尔斯通的数据是错误的。但阿尔斯通使用的数据——也就是回应中所谓的“特派员所引用的夸大不实数据”——其实全部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然后回应心满意得地引用了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计算，而该计算正是基于本人每天4美元的贫困线设定。
然后——或许只是巧合——特朗普政府让美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哈利也因此没有出席该报告的说明会。她（跟经济顾问委员会一样）指出特朗普政府知道如何解决深度贫困问题，那就是强迫人们去工作。
这个做法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贬低人口普查局的估算数据而去选择传统基金会的有利数据（有证据表明一些机构官员对此表示反对）或任意篡改消费者价格指数，然后将替代数字凌驾于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做法显然是太过不择手段了。特朗普政府已经在2018年表现出了死不认错的嘴脸，无论是对极端贫困还是玛丽亚飓风横扫波多黎各后不合情理的死亡人数，因此也没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一年中对真相的进一步歪曲以及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民主威胁将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