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阿尔贝·加缪鼠疫
在这样一个新世界，许多政府（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另有目的）都密切关注我们去了哪里、见了哪些人，因为他们决心保护我们不因其他同胞和我们自己的鲁莽而受累。与他人接触已经被视为一种生存威胁。在许多国家，未经准许在公园散步可能招致罚款甚至入狱，而未经允许的身体接触已等同于某种社会背叛行为。
正如加缪所说，鼠疫抹去了“每个人生命独一无二的特质”，因为它强化了每个人在面对未来时所意识到的脆弱和无力感。就好像死神搬到我们隔壁来做了邻居。在一场疫情大流行后，每个活下来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幸存者”。
但我们对瘟疫的记忆能持续多久？会不会在短短几年后，它在我们的记忆里就会成为像诗人约瑟夫·布罗德斯基曾形容囚犯的生存状态那样，因为由“时间的充裕来填补空间的不足”而引发的某种群体性致幻现象？
在其卓越著作苍白骑士
更令人惊讶的是，一场悲剧甚至似乎被历史学家所忘怀。2017年，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图书目录联合书目（WorldCat）收录了约80,000部关于一战的书目（上述书目使用超过40种语言），但仅有400部涉及西班牙大流感（这些书仅使用5种语言）。怎么可能一场致死人数至少为一战5倍的疫情所留下的书籍却仅为一战的1/200？我们为什么记住战争和革命却忘记疫情，而后者同样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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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尼的答案是很难将疫情大流行编成一个善恶对决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因为缺乏情节或总体道德倾向，流行病就像奈飞的电视剧一样，其中一季的结束仅仅是下一季开始前的临时休止符。疫情经历的特点就是一切都已改变，但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被要求待在家里、经常洗手来保护人类文明。就像一部现代主义小说一样，所有动作都发生在叙事者的脑海中。如果让我本人来描述2019年新冠疫情时代，那么从未用过的机票和一而再、再而三被用到的口罩将会是唯一令人难忘的实物。
但迈出家门、走上街头的那一刻，你就会意识到多大的变化已经发生。就像我在维也纳和索菲亚最喜爱的咖啡馆一样，我在华盛顿最喜爱的书店也已经关门。就像中子弹一样，2019年新冠疫情并未实际破坏我们的物质世界，但却令我们的生活方式荡然无存。2020年的绝大部分时段，机场成了整个地球上某些最悲惨之地——空空荡荡、寂静无声，仅有寥寥几位乘客像鬼魂一样在候机楼里漫步。过去30年来不断增加的行动自由——以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轻松交融为代表——已经成为全球化最有力的象征。现在，这样的自由已经成了历史——或者最低限度，成为一种被无限期搁置的自由。
此外，所有敦促人们居家隔离的公共信息都促成了形而上的思索。在面临重大危险时，人们希望待在家中。当我和我的家人意识到我们面临长时间的社交隔离时，我们令人惊讶地决定返回保加利亚。
这并不是个合理的决定。我们已经在维也纳生活、工作了10年，我们热爱这座城市，而且奥地利的医疗系统也比保加利亚要可靠的多。是我们应当“待在家里”的想法将我们带回到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家。在危机时刻，我们希望更靠近我们毕生所熟悉的人和地点。我们并不孤单：20万生活在国外的保加利亚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就像许多人回祖国寻求庇护一样，他们也在母语中找到了慰藉。在危急关头，我们几乎都会下意识地讲母语。童年时代在保加利亚，我从观看苏联二战影片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苏联女间谍在希特勒纳粹帝国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是分娩，因为她们会不自觉地用母语俄语来叫喊。待在家里意味着待在母语环境里——而且这意味着安全。
21世纪最大的视觉幻象就是只有坐着喷气式客机不断流动的人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而且，只有在异国他乡感觉舒适自在的人才能保持全球主义的眼光。毕竟，国际主义者的典范伊曼纽尔·康德从未离开自己的故乡科尼斯堡，而科尼斯堡本身就在不同时代隶属于不同的帝国。康德身上就体现了与2019年新冠疫情同样的悖论，它们即使在促使民族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同时，也让世界变得更全球化了。
例如，“自我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开拓了欧洲人的视野。关闭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边境并把人们锁在公寓里却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崇尚国际化。对那些通讯技术用户而言，去本地化而非去全球化已经成为这场疫情流行的结果。事实上，紧靠我们的邻居并不比国外的朋友和同事距离更近；我们感觉离电视播音员比居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更亲近了。
也许有史以来第1次，人们正在就相同的话题进行着相同的对话。我们有着共同的恐惧。因为居家待在屏幕前度过了无数个小时，人们亲眼目睹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也许这仅仅是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但却无法否认，我们开始理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索菲亚—阿尔贝·加缪鼠疫一书中的叙事者指出，“鼠疫带给我们小镇的第一件事就是流亡。”这些日子，我们深刻理解了他所说的话。隔离社会其实是一个“封闭社会”，除基本劳动者以外的所有人都搁浅了自己的生活。值此所有人被关在家中，备受恐惧、无聊和妄想困扰之际，为数不多的一项不间断活动就是讨论病毒，及其如何塑造明天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新世界，许多政府（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另有目的）都密切关注我们去了哪里、见了哪些人，因为他们决心保护我们不因其他同胞和我们自己的鲁莽而受累。与他人接触已经被视为一种生存威胁。在许多国家，未经准许在公园散步可能招致罚款甚至入狱，而未经允许的身体接触已等同于某种社会背叛行为。
正如加缪所说，鼠疫抹去了“每个人生命独一无二的特质”，因为它强化了每个人在面对未来时所意识到的脆弱和无力感。就好像死神搬到我们隔壁来做了邻居。在一场疫情大流行后，每个活下来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幸存者”。
但我们对瘟疫的记忆能持续多久？会不会在短短几年后，它在我们的记忆里就会成为像诗人约瑟夫·布罗德斯基曾形容囚犯的生存状态那样，因为由“时间的充裕来填补空间的不足”而引发的某种群体性致幻现象？
在其卓越著作苍白骑士中，科幻作家劳拉·斯宾尼表明，至少就单一原因所造成的生命损失而言，1918~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是20世纪最悲惨的事件。疫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第1次和第2次世界大战，甚至可能最终致死人数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但就像斯宾尼所说的那样，“当被问及20世纪最大的灾难时，几乎没有人给出的答案是西班牙流感。”
更令人惊讶的是，一场悲剧甚至似乎被历史学家所忘怀。2017年，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图书目录联合书目（WorldCat）收录了约80,000部关于一战的书目（上述书目使用超过40种语言），但仅有400部涉及西班牙大流感（这些书仅使用5种语言）。怎么可能一场致死人数至少为一战5倍的疫情所留下的书籍却仅为一战的1/200？我们为什么记住战争和革命却忘记疫情，而后者同样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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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尼的答案是很难将疫情大流行编成一个善恶对决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因为缺乏情节或总体道德倾向，流行病就像奈飞的电视剧一样，其中一季的结束仅仅是下一季开始前的临时休止符。疫情经历的特点就是一切都已改变，但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被要求待在家里、经常洗手来保护人类文明。就像一部现代主义小说一样，所有动作都发生在叙事者的脑海中。如果让我本人来描述2019年新冠疫情时代，那么从未用过的机票和一而再、再而三被用到的口罩将会是唯一令人难忘的实物。
但迈出家门、走上街头的那一刻，你就会意识到多大的变化已经发生。就像我在维也纳和索菲亚最喜爱的咖啡馆一样，我在华盛顿最喜爱的书店也已经关门。就像中子弹一样，2019年新冠疫情并未实际破坏我们的物质世界，但却令我们的生活方式荡然无存。2020年的绝大部分时段，机场成了整个地球上某些最悲惨之地——空空荡荡、寂静无声，仅有寥寥几位乘客像鬼魂一样在候机楼里漫步。过去30年来不断增加的行动自由——以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轻松交融为代表——已经成为全球化最有力的象征。现在，这样的自由已经成了历史——或者最低限度，成为一种被无限期搁置的自由。
此外，所有敦促人们居家隔离的公共信息都促成了形而上的思索。在面临重大危险时，人们希望待在家中。当我和我的家人意识到我们面临长时间的社交隔离时，我们令人惊讶地决定返回保加利亚。
这并不是个合理的决定。我们已经在维也纳生活、工作了10年，我们热爱这座城市，而且奥地利的医疗系统也比保加利亚要可靠的多。是我们应当“待在家里”的想法将我们带回到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家。在危机时刻，我们希望更靠近我们毕生所熟悉的人和地点。我们并不孤单：20万生活在国外的保加利亚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就像许多人回祖国寻求庇护一样，他们也在母语中找到了慰藉。在危急关头，我们几乎都会下意识地讲母语。童年时代在保加利亚，我从观看苏联二战影片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苏联女间谍在希特勒纳粹帝国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是分娩，因为她们会不自觉地用母语俄语来叫喊。待在家里意味着待在母语环境里——而且这意味着安全。
21世纪最大的视觉幻象就是只有坐着喷气式客机不断流动的人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而且，只有在异国他乡感觉舒适自在的人才能保持全球主义的眼光。毕竟，国际主义者的典范伊曼纽尔·康德从未离开自己的故乡科尼斯堡，而科尼斯堡本身就在不同时代隶属于不同的帝国。康德身上就体现了与2019年新冠疫情同样的悖论，它们即使在促使民族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同时，也让世界变得更全球化了。
例如，“自我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开拓了欧洲人的视野。关闭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边境并把人们锁在公寓里却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崇尚国际化。对那些通讯技术用户而言，去本地化而非去全球化已经成为这场疫情流行的结果。事实上，紧靠我们的邻居并不比国外的朋友和同事距离更近；我们感觉离电视播音员比居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更亲近了。
也许有史以来第1次，人们正在就相同的话题进行着相同的对话。我们有着共同的恐惧。因为居家待在屏幕前度过了无数个小时，人们亲眼目睹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也许这仅仅是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但却无法否认，我们开始理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