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国家建设失败究竟为什么

伊斯坦布尔—20年前，美国入侵阿富汗，希望重建一个已沦为本国及世界人民祸害的国家。正如斯坦利·迈克里斯特尔将军在2009年美军增兵前夕所说的那样，美国的目标是实现“阿富汗政府充分控制其所辖领土以支撑地区稳定并防止其被用于国际恐怖主义用途。”

现在，在耗费约20，000亿美元和超过10万人丧生的情况下，所有美国人努力所换来的竟然是本月人们疯狂逃离这个国家——这场使人类蒙羞的崩溃让人们回想起1975年沦陷的西贡。究竟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几乎每件事都出了问题，但却与多数人所认为的方式不同。尽管糟糕的策划和缺乏准确情报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场灾难，但实际这个问题已经酝酿长达20年了。

美国很早就明白，建设貌似拥有法律、秩序的稳定国家的唯一途径是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机构。在诸多专家和现在已经失效的理论鼓励下，美国军方将这一挑战视为一个工程问题：阿富汗缺乏国家机构、有效的安全部队、法院和知识渊博的官僚，因此解决方案是大量注入资源并从外国转移专业知识。非政府组织和涉及面更广的西方外援综合机构也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帮助（无论当地人是否希望他们这样做）。但由于他们的工作需要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外国士兵——主要是北约部队，但也有私人承包商——为维护安全而得到部署。

因为将国家建设视为一种自上而下、“国家至上”的过程，美国决策者实际遵循了一项古老的政治传统。他们假设如果可以在一片领土上建立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并征服其他所有权力来源，那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就是可行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理论充其量只对了一半；而在阿富汗，它其实完全错误。

当然，阿富汗需要国家正常运作。但外国势力可以高高在上地强加秩序的假设却完全错误。正如詹姆斯·罗宾逊和我在2019年出版的著作狭窄的走廊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从阿富汗这样一个围绕地方习俗和规范所构建的高度异质化社会出发（这里的国家机构长期以来一直缺席或受损），那么这种方法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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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自上而下的建国方法在某些情况下曾经奏效过（如中国的秦朝或奥斯曼帝国）。但多数国家是通过妥协与合作而非武力方式建立起来的。成功将权力集中在国家机构之下通常需要权力服从者的赞同与合作。在这种模式下，国家绝非违背民众意愿强加给社会；相反，国家机构是通过获得各类民众支持来巩固其合法地位的。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当与塔利班合作。但它的确意味着与其将大量资源投入阿富汗后塔利班时代的首任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及其兄弟）所执掌的毫无代表性可言的腐败政权，美国本应与五花八门的地方团体展开更紧密的合作。本周逃到阿联酋的由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在2009年与人合著了一部记录上述战略如何助长腐败以及无法实现既定目标的著作。而一旦掌权，加尼却继续沿同样的道路前进着。

美国在阿富汗所面临的情况甚至远逊于一般雄心勃勃的建国者。从一开始，阿富汗民众就将美国的存在视为旨在削弱其社会的一项外国行动。这根本就不是他们想要的。

自上而下的建国之举违背社会意愿时将会发生些什么？在许多地方，撤退成为唯一有吸引力的选择。有时，实际离开成为表现形式，就像詹姆斯·斯科特在不被统治的艺术（他对东南亚佐米亚人的研究）一书中所展现的。或者就像英国的苏格兰人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那样，它也可以意味着没有合作的共同生活。但在一个具有血仇悠久传统和近期内战历史的高度独立、装备精良的社会中，更有可能诱发的反应是暴力冲突。

如果没有巴基斯坦三军情报机构在塔利班遭受军事失败时对其给予支持，如果北约无人机袭击没有进一步疏远当地民众，又如果由美国支持的阿富汗精英们没有挥霍无度地腐败，也许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这些筹码从一开始就与美国国家优先的战略背道而驰了。

而事实是，美国领导人本应对此认识得更为清楚。正如梅丽莎·戴尔和巴勃罗·奎鲁宾所记录的那样，美国在越南就曾采取类似自上而下的战术，而且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为制服越共而遭到轰炸的地区变成了反美叛乱更坚定的支持者。

美军自己近期在伊拉克的经历更为生动有效。正如伊莱·博曼、雅各布·夏皮罗和约瑟夫·费尔特的研究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当美国人试图通过培育当地团体的支持来赢得人心时，那里的“事态发展”往往能够取得更加积极的效果。同样，我本人与阿里·奇马、阿西姆·赫瓦贾和詹姆斯·罗宾逊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在巴基斯坦农村，人们恰恰是在认为国家机构陌生且无效时才会转向非国家行为者。

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更好地管理撤军行动。但在20年的误入歧途后，美国要想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和留下一个稳定、法治社会的双重目标是注定要失败的。

造成大规模人类悲剧就是最终的结果。即使塔利班不再上演他们最糟糕的行为，阿富汗的民众，尤其是女性，也将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为美国的失败付出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