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届联合国气候大会能够在气候变化方面取得进展，但它会吗？

发自米兰——今年的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已经在迪拜开幕。我身边的各类人士对此次会议的展望从深度悲观到谨慎乐观都有，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一点：对有效气候行动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这种共同紧迫感是此次会议的关键。约7万名参会代表——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缔约方的代表和从商业领袖到气候科学家等一系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庞大多样性群体或许看似尾大不掉，但近年不断增加的广泛参与正是取得进展的必不可少因素。为了应对如此复杂且多方面的挑战，我们需要在政府、经济和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上都采取坚定的全球行动，而日益增强的时间紧迫意识应有助于促进这一点。

但尽管广泛的行动至关重要，其实只有几个关键行动者有能力去大幅减少全球排放。超过6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六个经济体：中国、美国、印度、欧盟、俄罗斯和巴西（按总排放量排序）。它们不仅必须在减少自身排放上发挥领导作用，还必须带头推进可再生能源和其他全球能源转型所需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在此有好些显著成就是值得夸耀的。上述名单中的高收入经济体都实现了排放达峰。虽然距离其净零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似乎往往缺乏政治意愿），但它们也已经将相当规模的资源投资于所需的结构转型。

中国预计将在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此外它已成为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电池等相关技术的重要来源。如果该国能在不影响自身发展的情况下实现脱碳，那就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一个强大的榜样。

尽管如此，对于像印度这类仍具备大量未来增长潜力的国家来说峰值可能更遥远。事实上除非出现某种技术奇迹，否则印度的排放量还会在至少10-15年内有所增长。不过这些国家目前相对较低（每年每人不到两吨）的排放量是发达经济体只能力争实现的水平——2020年美国的人均年排放量就达13吨。各全球排放大国应将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视为一个制定一套协调性政策以快速减少自身碳足迹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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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前景的进展是农业似乎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在马拉喀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会议上世界银行行长阿贾伊·班加（Ajay Banga）重点提到了该领域的一个重要创新。传统上稻田从播种到收获期间一直会被淹没以促进水稻生长，但这会导致大量——不必要的——甲烷排放，而在插秧后排水并在收割前选择性灌溉的做法可以减少60％的甲烷排放量。支持向这种“气候智能型”农业解决方案的转型应该是本届大会的议程重点之一。

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对碳抵消的需求——无论是自愿还是强制性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旺盛。如果操作正确，一个碳抵消市场可以强化对气候变化缓解措施的融资支持，特别是在那些投资费效比最高的地方，也就是缺乏资源来为自身缓解措施融资的发展中经济体。

然而有效碳抵消市场的发展必须克服至少两个关键挑战。首先，一个可靠认证流程的设计和执行至关重要，因为这样一个流程能确保碳抵消购买所资助的项目是真正能降低全球排放量或减少大气碳含量的。这做起来要比听上去更难：许多行为者更关心形象而非影响，而且不放过任何玩弄手段的机会。近期一项研究表明全球规模前50的排放抵消项目中的39个可能“毫无价值”，因为“存在影响其承诺排放削减量的一个或多个根本性缺陷。”

为了增强碳抵消市场的有效性和可信度，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必须制定一套资格标准。这项工作应从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中获得教益——该机制在运行多年来已经完善了发展中国家项目的认证程序。几个独立第三方机构也获得了认证抵消融资投资的资格（尽管此项工作仍在进行中）。最后一点就是一定不能没有审计。

但设立各项标准只是一个开始。世界各地的国家政府都缺乏财政能力来资助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投资。因此有必要解锁大量私人和主权资本（可以将此视为碳抵消市场的供给侧。）

为此我们必须确保排除风险因素后的气候缓解项目投资回报与其他投资选项相比具有竞争力。问题在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特有型风险——比如对包括气候冲击在内的外部冲击的脆弱性——提高了资本成本。这就是世界银行这类多边开发机构必须作为见识广博的共同投资者来与私人投资者共担风险的原因。增加这些机构的资本化程度将增强它们执行这一关键职能的能力。

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另一个重点是使最近商定的损失和损害专项基金运作起来——该基金旨在那些补偿易受气候相关灾害影响的脆弱国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大会可以在这方面——以及所有前述领域——取得进展。真正的考验随后就会到来，而届时各方必须跟进它们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