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纽黑文—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新加坡专制技术官僚所展现的有效领导形成鲜明对比，世界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使用了一种数十年未见的手段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法西斯主义疫情政治，而最能体现这一政治特征的莫过于巴西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了。
虽然包括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以及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朝鲜等国独裁者在内的其他一些世界领导人仍然坚称冠状病毒不构成任何威胁，但在这些病毒否认者中，博尔索纳罗显得独树一帜。
巴西总统针对疫情采取了多项举措，而最近一项则是罢免了巴西卫生部长路易斯·曼达塔（Luiz Mandetta），仅仅是因为后者主张采取温和的社会隔离措施。而此举似乎是在效仿他的美国同行——特朗普最近也罢免了一名高级卫生官员，原因是该官员反对总统去大肆宣扬一个未经证实的新型冠状病毒疗法。
在整场危机期间，特朗普一直处于手忙脚乱状态，在否认与呼吁采取果断行动之间举棋不定，甚至最近还猜测是否可以通过自体注射家用消毒剂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而他和博尔索纳罗都是基于同样的政治冲动来将自身置于科学和专业知识之上，过分依赖自己的直觉，并用信念和虚构之事来为其决定辩护。尽管他们的“战略”在表面上截然不同，但两者都与法西斯主义具备同样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围绕对领导人的崇拜和民族伟大的虚构说辞来做文章，而在这些人眼中民族的伟大特性正是被国际主义和自由主义（法西斯分子将其等同于共产主义）所损害的。
纵观世界各地，极右翼领导人对疫情的应对都具备一些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在西班牙右翼民族主义呼声党（Vox）的成员在本党政治集会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他们声称自己体内的抗体代表了该国与外国入侵者的斗争。正如呼声党其中一位领导人哈维尔·奥尔特加·史密斯（Javier Ortega Smith）所说，“我的西班牙抗体正在与该死的中国病毒作斗争。”
同样，博尔索纳罗在3月24日首次发表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大型演讲中声称，巴西在面对该病毒时并不是特别脆弱。他认为与“老年人口众多”的羸弱意大利不同，当前的巴西“拥有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一切条件，是的，一切条件！”博尔索纳罗随后开始吹嘘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并沉浸于另一个标准的法西斯主义主题：领导人是国家健康和活力的具体体现。根据“博尔索纳罗主义（Bolsonarismo）”的说法，博尔索纳罗这个人就是巴西国家本身。
而一些媒体将2018年底当选的博尔索纳罗戏称为“热带特朗普”可是有充分理由的。博尔索纳罗对特朗普的喜爱可比他的疫情对策清晰多了。当特朗普在三月下旬声言要在复活节前重新开放美国时，博尔索纳罗很快就对此予以效仿。
但与特朗普不同的是，博尔索纳罗可算是从一而终。尽管特朗普经常暗中展现出对绝对权力的渴望，但到最后总会退缩。相比之下博尔索纳罗则会参与那些支持巴西军方解散国会和法院的公众抗议活动。他本质上是特朗普的本我，践行着那些特朗普只能幻想的事情。而鉴于法西斯主义归根结底是让某位领袖完全统治一切的幻想，所以博尔索纳罗现在已经将他的导师抛在身后了。
此外在法西斯主义政治中，现实仅仅是传播意识形态和攫取统治权的工具。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说：“民族国家将把科学视为增加民族自豪感的一种手段。”
而除了巴西和美国之外，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也正处于极右翼统治之下。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利用疫情推动了针对印度穆斯林民众的持续妖魔化运动。
为此莫迪政府一直将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公开归咎于穆斯林传教团体布道者协会（Tablighi Jamaat）的一场年度集会，同时却对印度教团体的类似行为视若无睹。无怪乎记者拉娜·阿尤布（Rana Ayyub）观察到#CoronaJihad（冠状病毒圣战）和#BioJihad（生物圣战）的标签在最近几周几乎充斥了整个推特。
虽然莫迪政府所传达的信息实际上是基于一个令人反感的谎言，但却对印度穆斯林群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穆斯林原本在新型冠状病毒来临之前就受到了国家性歧视。除了政府想方设法剥夺数百万穆斯林公民身份的官方行径之外，针对穆斯林的法外暴力还也在激增，包括一场与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铺张浪费的对印正式访问同期发生集体迫害行为。
在法西斯政治中，被仇恨群体的成员几乎总是被描绘成疾病的携带者。这是纳粹以往描述犹太人的方式，也是当今各极右翼政府为其反移民和少数族裔政策辩护的手段。在法西斯政权的发源地意大利，右翼联盟党领袖马特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曾在2月表示：“ 允许移民从已经证实存在这种病毒的非洲前往意大利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当时意大利已经有229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而整个非洲只有1例。
不出所料，特朗普政府也利用这场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来强化其反移民立场。除了对无证移民咬住不放之外，美国政府还对合法移民施加了一项全面禁令。
政治领导人总是倾向于将各类问题归咎于那些熟悉的意识形态敌人，因为这样做提供了叙述上的连贯性。但是正如著名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醒我们的那样：“极权主义宣传的主要障碍在于，如果不与常识发生严重冲突，就无法满足民众对一个完全一致，可理解且可预测的世界的渴望。”
如今，美国已确认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人数已超6万（而真实数字肯定会更大），现实正在与政治宣传进行对抗。但正如我们从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常识可不总是会占上风的。
发自纽约/纽黑文—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新加坡专制技术官僚所展现的有效领导形成鲜明对比，世界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使用了一种数十年未见的手段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法西斯主义疫情政治，而最能体现这一政治特征的莫过于巴西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了。
虽然包括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以及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朝鲜等国独裁者在内的其他一些世界领导人仍然坚称冠状病毒不构成任何威胁，但在这些病毒否认者中，博尔索纳罗显得独树一帜。
巴西总统针对疫情采取了多项举措，而最近一项则是罢免了巴西卫生部长路易斯·曼达塔（Luiz Mandetta），仅仅是因为后者主张采取温和的社会隔离措施。而此举似乎是在效仿他的美国同行——特朗普最近也罢免了一名高级卫生官员，原因是该官员反对总统去大肆宣扬一个未经证实的新型冠状病毒疗法。
在整场危机期间，特朗普一直处于手忙脚乱状态，在否认与呼吁采取果断行动之间举棋不定，甚至最近还猜测是否可以通过自体注射家用消毒剂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而他和博尔索纳罗都是基于同样的政治冲动来将自身置于科学和专业知识之上，过分依赖自己的直觉，并用信念和虚构之事来为其决定辩护。尽管他们的“战略”在表面上截然不同，但两者都与法西斯主义具备同样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围绕对领导人的崇拜和民族伟大的虚构说辞来做文章，而在这些人眼中民族的伟大特性正是被国际主义和自由主义（法西斯分子将其等同于共产主义）所损害的。
纵观世界各地，极右翼领导人对疫情的应对都具备一些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在西班牙右翼民族主义呼声党（Vox）的成员在本党政治集会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他们声称自己体内的抗体代表了该国与外国入侵者的斗争。正如呼声党其中一位领导人哈维尔·奥尔特加·史密斯（Javier Ortega Smith）所说，“我的西班牙抗体正在与该死的中国病毒作斗争。”
同样，博尔索纳罗在3月24日首次发表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大型演讲中声称，巴西在面对该病毒时并不是特别脆弱。他认为与“老年人口众多”的羸弱意大利不同，当前的巴西“拥有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一切条件，是的，一切条件！”博尔索纳罗随后开始吹嘘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并沉浸于另一个标准的法西斯主义主题：领导人是国家健康和活力的具体体现。根据“博尔索纳罗主义（Bolsonarismo）”的说法，博尔索纳罗这个人就是巴西国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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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些媒体将2018年底当选的博尔索纳罗戏称为“热带特朗普”可是有充分理由的。博尔索纳罗对特朗普的喜爱可比他的疫情对策清晰多了。当特朗普在三月下旬声言要在复活节前重新开放美国时，博尔索纳罗很快就对此予以效仿。
但与特朗普不同的是，博尔索纳罗可算是从一而终。尽管特朗普经常暗中展现出对绝对权力的渴望，但到最后总会退缩。相比之下博尔索纳罗则会参与那些支持巴西军方解散国会和法院的公众抗议活动。他本质上是特朗普的本我，践行着那些特朗普只能幻想的事情。而鉴于法西斯主义归根结底是让某位领袖完全统治一切的幻想，所以博尔索纳罗现在已经将他的导师抛在身后了。
此外在法西斯主义政治中，现实仅仅是传播意识形态和攫取统治权的工具。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说：“民族国家将把科学视为增加民族自豪感的一种手段。”
而除了巴西和美国之外，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也正处于极右翼统治之下。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利用疫情推动了针对印度穆斯林民众的持续妖魔化运动。
为此莫迪政府一直将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公开归咎于穆斯林传教团体布道者协会（Tablighi Jamaat）的一场年度集会，同时却对印度教团体的类似行为视若无睹。无怪乎记者拉娜·阿尤布（Rana Ayyub）观察到#CoronaJihad（冠状病毒圣战）和#BioJihad（生物圣战）的标签在最近几周几乎充斥了整个推特。
虽然莫迪政府所传达的信息实际上是基于一个令人反感的谎言，但却对印度穆斯林群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穆斯林原本在新型冠状病毒来临之前就受到了国家性歧视。除了政府想方设法剥夺数百万穆斯林公民身份的官方行径之外，针对穆斯林的法外暴力还也在激增，包括一场与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铺张浪费的对印正式访问同期发生集体迫害行为。
在法西斯政治中，被仇恨群体的成员几乎总是被描绘成疾病的携带者。这是纳粹以往描述犹太人的方式，也是当今各极右翼政府为其反移民和少数族裔政策辩护的手段。在法西斯政权的发源地意大利，右翼联盟党领袖马特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曾在2月表示：“ 允许移民从已经证实存在这种病毒的非洲前往意大利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当时意大利已经有229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而整个非洲只有1例。
不出所料，特朗普政府也利用这场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来强化其反移民立场。除了对无证移民咬住不放之外，美国政府还对合法移民施加了一项全面禁令。
政治领导人总是倾向于将各类问题归咎于那些熟悉的意识形态敌人，因为这样做提供了叙述上的连贯性。但是正如著名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醒我们的那样：“极权主义宣传的主要障碍在于，如果不与常识发生严重冲突，就无法满足民众对一个完全一致，可理解且可预测的世界的渴望。”
如今，美国已确认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人数已超6万（而真实数字肯定会更大），现实正在与政治宣传进行对抗。但正如我们从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常识可不总是会占上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