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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卫生领导层的去殖民化

发自阿布贾——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选择了一位非洲人穆罕默德·阿里·佩特(Muhammad Ali Pate)作为其新首席执行官。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尼日利亚卫生部长和世界银行卫生、营养和人口部全球主任。他的任命对在全球卫生领导层中代表人数严重不足的整个全球南方来说是一个可喜的进展,但却无法纠正这种不平衡状况。

佩特的任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创始人比尔·盖茨推文说:“我毫不怀疑他从尼日利亚政府和世界银行的亮眼职业生涯中汲取的经验将确保孩子们能够获得拯救生命的疫苗”。前欧盟委员会主席、Gavi董事会主席何塞·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对此表示赞同,并指出他期待着与佩特“密切合作”以推动疫苗公平。

巴罗佐对公平问题的强调是正确的。正如新冠疫情所表明的那样,全球医疗保健服务仍然存在巨大差异,一些高收入国家囤积了大量拯救生命的资源——特别是个人防护设备和疫苗。媒体所称的“疫苗民族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致他人于死地的自私自利,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则是全球南方。

Gavi与防疫创新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一起试图通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倡议来防止这种结果。COVAX被其创建者视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唯一真正全球解决方案”,因为它是“确保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能够获得疫苗的唯一努力,且“不管他们财富几何。”

但COVAX远远未能实现这一理想,特别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正如非洲联盟疫苗交付联盟联席主席艾尤阿德·阿拉基贾(Ayoade Alakija)所解释的那样,COVAX背后那些人“没有来找过我们非洲人,没有来问我们的领导人,没有来问我们的人民:‘你们想要些什么?’”

正如阿拉基贾所暗示的那样,领导职位很重要。虽然实现全球健康目标必定是一项集体努力,但由谁来铺路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为何仅仅涵盖具有不同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人来参与全球卫生倡议是不够的;还必须赋予各类人士以领导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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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迄今为止这种情况还很罕见。《2020年全球卫生50/50报告》在调查了198个国际组织得出结论:83%的全球卫生领导人来自高收入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17%。此外仅仅两个国家的国民——美国和英国——就占据了50%的全球卫生领导职位。高达92%的全球卫生领导人在高收入国家获得学术学位,其中8%曾就读于哈佛大学。这种根深蒂固的模式严重阻碍了包括疫苗公平在内的卫生公平进展,。

因此任命一位非洲人领导Gavi无疑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而佩特似乎致力于推动疫苗的公平获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个关键优先事项必须是确保对新冠疫苗以及治疗/诊断方法知识产权的全面放弃。

正如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健康法案(Bill of Health)博客所解释的那样,世界贸易组织于2022年6月通过的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部长级决定只对包括疫苗专利权和用于发放监管批准的受保护临床试验数据给予了有限豁免。对此佩特必须与他的尼日利亚同胞和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密切合作以确保在下一次疫情来临前获得广泛豁免。

促进疫苗公平还需要非洲领导人减少对儿童疫苗接种项目捐助资金的依赖。虽然整个非洲的贫困率很高,但资金非法流出非洲大陆的状况(每年流失近890亿美元)也很严重。公共、私营和非营利部门的领导人必须阻止这些资金外流并将相关收益用于推进减贫和发展目标,包括像疫苗接种这样的健康要务。

同时还必须让中低收入国家在世界银行新疫情基金的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该基金的设立正是为了帮助这些国家投资于预防、准备和应对传染病爆发的能力。然而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这个负责协调非盟55个成员国疾病预防控制的机构尚未被认证为所谓的实施实体。这个负责监督全球16%人口健康安全的机构显然应当充分参与到疫情基金的工作中。

看到佩特获得这一领导机会,我既作为尼日利亚人而感到自豪,又对全球南方卫生事业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我们还必须做更多工作去达成全球卫生部门非殖民化并实现真正的卫生公平——这将决定我们在下一场疫情中的集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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